“我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从没偷过东西。”为了这句话，他奔波了半辈子。
李俊林的34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开除厂籍、上访被劳教两年；保外就医提前释放；上访、恢复厂籍；再上访、撤销劳教；再上访、认定错案；再上访、认定冤案……
被认定的“盗窃”金额，也从最初的5700元，降低到5000元，再到1700元，370多元、37元，最后终于成了0元。
而此时的李俊林，已经从壮年男子折腾成了耄耋老人。
今年已80岁的李俊林，1948年参军，参加过渡江战役。退伍后来到西安，在当时的国营庆华电器制造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8年4月28日上午，正在厂里看守车棚的李俊林突然被厂保卫科几个人抓了起来。保卫科认定，他就是那个两年来一直在厂小卖部实施盗窃的小偷。
在“被关进保卫科楼下小黑屋的108天里”，李俊林的一根手指被打残，一条腿被打伤。5个月后，他被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我是个模范工人，在厂里管车棚时年年抓小偷、年年得表扬，怎么会自己偷东西呢？”在本单位申诉无门，李俊林只好背上材料，找五机局、找省国防工办、找省纪委……然而，一圈下来，问题还是被转回了厂保卫科。
情急中，李俊林坐上了从西安北上的火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京上访者之一。
北京之行的收获：最高检作出批示——申诉转陕西省纪委，要求认真复查！满怀欣喜的李俊林回到西安，却被当地公安机关逮了起来。
1979年8月1日，李俊林被戴上手铐，召开万人公审大会，会后游街，并被投入公安机关看押。9月23日，经当地公安分局批准，李俊林被判两年强制劳教。这次的理由是“不服处分，纠缠领导，无理取闹，影响工作秩序”。
如果不是大半年后的一次偶然事件，事情未必能出现转机——1980年5月30日，真正的盗窃犯再次行窃时，被厂值班室的工人逮了个正着儿。公安机关经过侦查，确认该犯3年间盗窃现金、物资总价值5700元。这个数字，恰好是李俊林被开除厂籍时认定的“盗窃金额”。
真正的罪犯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正在强制劳教的李俊林得以“保外就医”。随后，解除劳教。工厂也在第二年恢复了李俊林的厂籍和工资。
事情按说真相大白，但令李俊林委屈的是，没有一个单位站出来给自己“平反”或恢复名誉，哪怕只是一个“交待”。李俊林档案里的身份，依旧赫然写着“1979年因盗窃问题被强劳两年”。
为了洗脱莫须有的罪名，李俊林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讨说法”。
1983年，工厂党委复查，做出一个令李俊林“哭笑不得”的决定：将李俊林“盗窃赃物”折价由5019.20元改为1742.75元，定性处分不变。
由“大盗”变成了“小偷”，这显然不能让李俊林满意。“‘小偷’这个字眼，像根刺一样，长年扎在我心上。”李俊林决心做一个洗刷匠，一点点刷掉涂抹在自己人格上的污渍。
拿出仅有的两万元积蓄，李俊林又开始奔波在西安到北京的铁路线上，“要个说法”。
此时的李俊林，解除劳教后被工厂重新安置，在厂里的蒸饭锅炉前司炉度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将工友们从家里带来的大米、蔬菜、肉送进蒸笼，快下班时，再将蒸好的饭盒摆置停当，等待大家来领。
只要轮休，李俊林一定会照例进城。厂子离市区20多公里，他跑了纪委跑工办，跑了公安跑信访……态度好的，给沏上杯茶；运气不好时，连门都进不去；大多数人则是在听完他的唠叨后，抬头扔过来一句：情况我们知道了，你回去等回音。
回音总是很难等到。他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却大多用在了告状上。
往返北京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票，他攒了几本子。每次进京，十天半月，他提着那个早已磨花了皮、撑得咧开嘴的老式革子包，窝在几块钱一宿、10来个人的大通铺。街边小摊，两三个包子就是一顿饭。
因长年“告状”，3个子女也受到牵连。大儿子参军，政审泡汤，女儿和小儿子单位里评优也没少受影响。
有人问李俊林，你有修车的手艺，早年开个汽修厂，人生就是另一条路，还较什么真？李俊林有些气，一手撑拐杖，一手扶着当年被打落下病根的腿，话音有些颤：“我也想开，但背着黑锅怎么开？”
他说，自己常常在半夜哭醒，梦见顶着烈日，在荒漠中跋涉，怎么也走不到头，“苦得没法说”。
接下来的10年里，事情一点一点进展着：1984年5月3日，以兵工局为主、省科工办参加、工厂配合，组成的联合复查组，将赃物折价由1742.75元纠改为375.85元。
1985年5月5日，省科工办纪委再次复查，将赃物折款又从375.85元纠定为37元，定性从“盗窃”改为“小摸小拿”。
1987年12月10日，省纪委又召集科工办、兵工局、庆华厂等单位重新复议，决定：“37元的问题”不再作为尾巴保留，由庆华厂一次性补助李俊林一千元。
“‘不再作为尾巴保留’意思是说我偷了东西，但组织上很宽大，对我既往不咎了。为什么谁都看得明白的事实真相，却似乎永远遮遮掩掩，言不能明？”李俊林拒绝了一千元的补助，继续讨说法。
1992年，省国防科工办与省信访局共同研究，决定对李俊林的问题“给予彻底纠正”——“37元的尾巴问题”彻底纠正，同时要求庆华厂“采取适当方式为李俊林同志恢复名誉”，并由厂方一次补助李俊林三千元。至于李俊林，则应“息诉罢访”。如提出其他问题再行上访，“概不受理”。
“文件”虽然下来了，但“恢复名誉”的决定却迟迟没有落实。“一点动静也没有，厂里大会不给我开，小会也不开，文件也不发，有关领导也没有认错。”
这一年，李俊林已经60岁了，但他仍不甘心：“37元的尾巴问题”只是“彻底纠正”，而非期待中的“彻底平反”，从法律上讲，李俊林的“小偷”身份没有实质性变化。
接下来，他用3年换回了省国防科工办和省信访局的一纸“说明”，认定1992年的《决定》“在个别文字上不够明确”，“李俊林同志的问题是一起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并再次要求庆华厂“在适当的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
拿着说明的李俊林找到厂方，要求平反，却被答复：该说明是手写的，无文件编号，不予承认，拒绝为李俊林下正式平反文件。
为了一个文件编号，从1995年到2011年，李俊林又整整奔波了16年。
2011年4月6日，编号为“陕科工办发【2011】87号”的文件下发至庆华厂。这纸红头文件，终于促成了2012年2月13日李俊林的“平反会议”。
这个会议，他足足等了34年。
这一天，李俊林搀上老伴，3个子女陪同，一家人像赴一场“郑重的典礼”。
到社区管理处的会议室时，是下午3点，不大的会议室里已坐满了社区管理处、公司综合办、保卫处的负责人，还有公司的部分离退休职工，“统共30来号人”。
李俊林坐在靠近出口的椅子上。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会上，传达了省科工办下发的《关于李俊林同志长期上访诉讼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不长，核心内容是说明“1995年4月18日，省国防科工办与省信访局共同出具的‘关于对彻底纠正李俊林同志遗留问题的决定的几点说明’中的三点内容，表述是明确的，应继续予以肯定。”
“三点内容”是什么？附于“处理意见”之后。但主持人只是草草读完“处理意见”，就宣布散会了，过程不到3分钟。
有人起身离开。李俊林对着主席台发火了！象一座积聚多年的火山，这个平日略显木讷的男人爆发了——这开的什么会？骗人呢！文件还没念完就散会，为什么不读后面的？
已离开的人又被零散召集回会议室，“几点说明”里的内容才得以继续公布：一，李俊林同志的问题是一起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二，在适当范围内为其恢复名誉；三，李俊林同志的问题已澄清，到此了结。
34年奔波来的成果，总共不到10分钟，就散了。
此时，原来的国营庆华厂早已几经改制，成为现在的北方特种能源集团西安庆华公司。而始于1957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也已因其本身的法理缺陷广受非议。
34年里，为了做人的清白和尊严，李俊林付出了几乎是惨痛的代价。
至今，李俊林蜗居的，仍是庆华厂区一幢上世纪60年代建造的居民老楼。40平方米的屋子里，挤着早已脱了漆的高低柜，垫着砖脚的单人床，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单缸洗衣机。
在李俊林多年积攒、如小山般堆满半间屋子的材料中，记者看到了一位信访干部在1998年写下的话：“小卖部被盗案已破，李的问题应及时得到纠正才是……李为此事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伤害，我们的领导干部如能多少替受害者着想一点，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
仅1.5米宽的起居室里，老式座钟滴滴嗒嗒响着，满脸皱纹的老人说个不停，不停地把时光倒退回10年前、20年前、30年前。
老人希望申请国家赔偿，可被告知，自己在被逮捕期间遭受的体罚“是在特殊年代发生的悲剧”。
厂方的“会议纪要”里说，要“贯彻执行”上级文件。但具体贯彻执行什么？至今没有实质内容。李俊林要申请国家赔偿，只能走司法程序。
对此,法院回复：案子时间太长，过了追诉时效。此外，事情涉及到诬陷和非法致人伤残，需要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根据“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必须先到检察机关解决刑事案件的问题，才能着手审理民事赔偿。而这些，还将牵扯立案、审查、伤残鉴定等等一系列问题。
7月里的一天，西安烈日暴晒，38度高温，80岁的李俊林重新拄起拐杖，吃力地出门，爬上231路公交车，他又要从这里出发，倒车两三次，去相关部门反映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