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婆吸毒家破人亡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是吸毒者家庭的不幸却是相似的。从沾染上毒品的那一刻开始，就会给原本美好的家庭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本报记者近日走进戒毒所，聆听戒毒者讲述如何沉沦的辛酸经历。本报推出“来自戒毒所的故事”，陆续刊登形形色色戒毒者的不幸遭遇，以警示世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钟蕙(化名)出生在医学世家，她原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成为一名妇产科的医师，母亲是医院的院长，哥哥是卫生局的局长，嫂子也是医生。父亲是军队的干部，转业后在石油站担任高职，钟蕙的丈夫则在交警部门就职。就是这样一个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却因为毒品，如今已破败不堪：哥哥成了植物人，母亲因受过度刺激而去世；钟蕙第二次进入劳教所戒毒，丈夫和她离了婚，只剩下76岁的老父亲独自带着她14岁的儿子凄凉度日。

　　钟蕙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女。1988年，在蚌埠医学院结束三年的大专学习后，钟蕙进入蚌埠市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担任医生。两年后，她结了婚，英俊能干的丈夫在交警部门工作，不久后儿子的降临更为幸福的家庭锦上添花。

　　1993年，一个朋友从南方回来到医院找钟蕙帮她做人流，在听朋友描述了在南方那边歌舞厅的生意是如何红火之后，钟蕙动了心，她想到这是一条掘金的好路子。

　　“我从家里筹了26万多元，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歌舞厅，我那个朋友就过来帮我做领班。当时在内地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还很少，所以生意格外的好。每天的营业额都有1万多块，那时候每个月能净赚七八万。”随着钱越挣越多，钟蕙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饭店、服装店、汽配公司，她还买了两辆夏利车雇人开出租。钟蕙在医院办了停薪留职，可她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所以她丈夫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也都从单位辞了职，帮她一起打理生意。钟蕙没有低估自己的眼光和能力，27岁，她已经有了数百万的资产。

　　钟蕙有严重的胆囊炎，由于经常在歌舞厅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更是疼得脸色惨白,额头冒汗。一天晚上胆囊炎又发作，她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这时，歌舞厅里的一个小姐留意到缩坐在沙发里的钟蕙，她走过去问：“蕙姐，你不舒服吗？”钟蕙跟她说了缘由。小姐背过身，很隐蔽地掏出一支烟，递过来，神秘　说：“蕙姐，抽支烟吧，这烟很特别的，抽了你就不疼了。”钟蕙已经疼得难以克制，她接了过来。随着打火机“砰”的一声响，黑暗中亮起的那一点火星，仿佛昭示着一个人命运的急转直下。

　　很快，一种晕乎乎的感觉掩盖了身体上剧烈的疼痛，钟蕙有些不安。以她的精明和多年从医的经验，她怎么会不知道这支所谓“特别的烟”中其实是掺了相当数量的海洛因。“但我当时想着，偶尔抽一下止个疼应该不会上瘾吧。”就这样她鬼使神差地吸完了那支烟。之后的一段时间，那个小姐天天晚上都会为钟蕙点上一支烟，钟蕙也反反复复地对自己说：“没关系的，我只是用来正当的止疼而已。”

　　两个月后，那位小姐离开了歌舞厅，没有烟抽的钟蕙开始感到心神不宁，身上常常发冷。但她没有拿货的渠道，所以她也只好忍着。“我刚断了几天毒后，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巧，有几个朋友从外地回来，到我歌舞厅里来玩。我就去包厢给他们送几包香烟，没想到我推开门，就看见他们正蹲在地上吸粉。”这一幕一下又重新勾起了钟蕙对毒品的强烈渴望，她两只脚霎时像被钉在地上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帮朋友。知道钟蕙已是“同道中人”，那帮粉友也就不再避讳，直接把白粉递给了她，那是钟蕙第一次吸食。

　　因为不想让家人知道，钟蕙开始很少回家，晚上就一个人留在歌舞厅里抽粉，睡觉。她甚至将吸毒视作一种身份和财力的象征。

　　转眼到了过年，这样家家团聚的喜庆日子，钟蕙再也找不到不回家的理由。晚上趁家人熟睡以后，她一个人悄悄躲到卫生间，迫不及待地要止住发作的毒瘾。打火机不停发出的声响惊醒了睡梦中的丈夫，循着声音他轻轻推开卫生间虚掩的门，却看到妻子正捧着锡纸在贪婪地吸食着海洛因。他一把拉住她的头发，淋浴花洒冰冷的水激烈地喷射下来，他把她推到里面去，愤怒和绝望让他浑身颤栗。“你是不是想死！”他咆哮，而她只是沉默。他举起身边的水瓶，用尽全身的力气摔下去，碎片和开水溅了一身，他觉得，这是他度过的最冷的一个春节。

　　“我丈夫要通知我父母，我死活不让。因为我知道以我父亲那样耿直暴烈的脾气，他绝不能接受女儿吸毒这个事实。丈夫同意了不让老人知道，但前提是我一定要戒掉。他请了公休假，带我回了他浙江乡下的老家。”山清水秀、与世隔绝的环境，丈夫悉心照料并托朋友从外地买了价格昂贵的戒毒药，加上钟蕙那时成瘾时间不长、中毒不深，很快她的身体便脱离了毒品的控制。10天后，钟蕙和丈夫回到了蚌埠。

　　之前因为毒品的作用，暂时止住了胆囊炎引起的疼痛，但停止吸毒之后，胆囊炎发作起来，疼痛反而加倍的剧烈。钟蕙去做了治疗手术，可手术后留下的伤口却一直不见愈合，身体一直处在疼痛的煎熬中。此时钟蕙大部分的生意都交由下属打理，除了晚上去歌舞厅看看，她白天基本无事可做，而她又没有别的爱好，空虚和疼痛让钟蕙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再次依赖毒品来麻醉自己。

　　钟蕙所有的时间，不是用来吸毒就是用来想毒，她没有任何多余的精力去顾及生意。服装店、饭店都倒闭了，歌舞厅的生意也日渐萧条。丈夫不让她在家里吸，她就去宾馆、去粉友家里，再后来，丈夫也就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钟蕙不是不想戒毒，清醒的时候，她总想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也一天天变老，难道我要这样吸一辈子吗？”这些年，她去戒毒所究竟是10次，还是20次，她自己都记不清了。“每一次都是我自愿去的，其实在戒毒所一天的治疗费用比我吸毒的费用还多，但我是诚心诚意想要戒的，不过每一次却都是做无用之功。”钟蕙第一次去戒毒所时，呆了15天，可就在最后一天，一个粉友为逃避“6.26禁毒日”的打击，私藏了毒品以治疗为由躲进戒毒所，钟蕙经不住诱惑又吸上了。

　　钟蕙最愧疚的人，还是年幼的儿子。1999年的国庆长假，钟蕙再次去戒毒所，这一次，6岁的儿子提出要陪着妈妈一起去。“有时候我吸毒被儿子撞上，我就跟他说妈妈身体不舒服，在吃药。虽然他年纪小，但常常听家人吵架，他也知道我在吸毒。”临行前，儿子对钟蕙说：“妈妈，我知道你以前在对我撒谎，但这次你要说话算话，以后别再吃药了。”一张仰起的稚气的小脸让钟蕙不敢面对，她无法给出任何承诺。“在戒毒所的那七天，儿子天天晚上都搂着我睡觉，我记得他即使睡着了，都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刻都不肯松开。”七天后，儿子提前回去上学，第八天，钟蕙却又赶去淮南买货了，母性的本能已不能够控制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