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3日，长沙。连续数天罕见的“倒春寒”，让市民们早已感觉不到初春的暖意。
20岁的农村女孩陈桃站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大门口，身上裹着厚厚的冬衣。她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每隔一个星期，必须准时来到这家医院进行常规检查。与随时可能会改变的天气相比，植入陈桃内心的凄凉心情，让这个花季女孩浑身透出一股凉意。
4年前，当陈桃还是湖南双峰县某中学一名初三学生时，她根本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4年后，她却不得不同这个病魔进行顽强的抗争。
令人痛心的是，与陈桃一样有着不堪命运的女孩，还有三个：一个在逃出魔窟后，如今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一个在即将走入婚姻殿堂时，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唯一一个没有被查出疾病的女孩，却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现在，尽管侵害她们的4名罪犯，已有3人落网并被判刑，但还有一人仍在逃。她们发誓：“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就要坚决追凶到底。”
诱惑的陷阱：
花季少女的惊魂梦魇
陈桃后来才知道，在到达莆田之前，她们实际上已经被肖氏姐妹分工看管。此前已经抵达莆田的黎苗和王辉，由肖永亮及其丈夫蒋宏生看管，而陈桃和小嫣子，则由肖建伟和其丈夫邓和良看管。
那一年的金秋10月，湘中腹地的双峰县某镇，15岁的陈桃背着书包和同伴一起，走在去10多公里外的中学的路上。
这种场景，是4年前陈桃每天都会重复的一种幸福时光。当时，陈桃已成为初三的学生。读完这个学期后，下学期(2006年上半年)就会迎来中考的日子。如果不出意外，成绩不错的陈桃，即将升入本县一所颇具声望的高中，然后考大学、参加工作。
但陈桃的大学之梦，很快被现实击碎。
由于父亲出过一次事故，腿上落下了毛病，全家的劳动都要由母亲一个人承担。陈桃和哥哥的读书费用成了问题。在哥哥主动提出辍学外出打工后，陈桃也准备放弃求学，回家帮助母亲。
过年的时候，陈桃到几公里外的表姐黎苗家玩，表姐的父母问她想不想出去打工，“老板娘回来了，她那边还要招工。如果你愿意去，我帮你问问她。”老人热情地说。
距黎苗家不远的“老板娘”，也是一对亲姐妹，姐姐叫肖永亮，妹妹叫肖建伟。
2005年年底，肖永亮从福建回到双峰，并通过父母在家乡招工。肖永亮的父母在村里传话说，福建那边还要招工，刚去时，每月工资500元，以后每个月都有加，直到加满900元一月。
在少不更事的陈桃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在此之前，黎苗已经在福建肖永亮处“打工”。陈桃想问问表姐那边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但想尽办法，最终也没有联系上黎苗。(记者注：实际上，黎苗此时已经被控制在卖淫)
2006年正月初六，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陈桃和另一个姑娘小嫣子(衡山人，其姑妈和肖永亮是同村)，跟着肖永亮、肖建伟，从双峰出发至娄底，在娄底坐上火车前往福建。
一路上，肖永亮、肖建伟并没有对陈桃两人介绍太多关于工作的情况，但这并不妨碍两个未成年少女天性的流露。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陈桃和小嫣子有说有笑，她们并不知道，两天后，将等待她们的却是一场噩运。
到达福州后，再坐两个小时汽车，四人便来到了莆田市。
“到了莆田后，她们就将我们俩领到一个出租房里，让我们在那里玩了两天。”2009年2月26日，正在长沙进行艾滋病常规检查的陈桃，在湘雅二医院对面的一间茶楼里，对记者说，她到达那里后，想和表姐黎苗见面，但肖永亮没有安排她和表姐住在一起，还以种种借口，阻止两人见面。“她只告诉我，黎苗过得挺好，要我放心。”
陈桃后来才知道，在到达莆田之前，她们实际上已经被肖氏姐妹分工看管。此前已经抵达莆田的黎苗和王辉，由肖永亮及其丈夫蒋宏生看管，而陈桃和小嫣子，则由肖建伟和其丈夫邓和良看管。
过得比囚徒还不如：
“我在地狱的那些日子”
当时，他们规定，“我们每天要完成接客10个以上的任务后，才能下班回‘家’，从上午8时半开始，往往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结束。
如果哪个哪一天完不成任务，回到出租屋就要挨打。”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肖永亮等人带着陈桃和小嫣子一起，来到莆田市一个叫单面街的地方“见工”。
“肖永亮对街边上的一个老板说，新来的，帮我介绍客人。”
陈桃回忆，肖永亮对那个老板说，她们两个都是处女，“你给介绍个老板。”
“我那时候还只有15岁，对于他们的谈话内容，我根本就不懂。”
撕心裂肺的痛，和扑面而来的屈辱，让陈桃刻骨铭心4年前的那天上午。
据陈桃回忆，当天，肖永亮和肖建伟将她领到单面街的一家小旅社，强行将她的衣服剥掉。
“不听话，就打死你！”，陈桃回忆说，当时被打了多少个耳光，自己都数不清了，只记得人都被打晕了，脸上发火发烧般灼痛。
肖永亮和肖建伟对陈桃施暴时，客人在楼下等着。剥掉陈桃的衣服后，肖永亮将客人叫到楼上。尚未成年的陈桃，就这样在屈辱的泪水中，被残酷地强暴了。
那一天，是正月十一，离传统的出年节还有4天。与年味颇浓的湘中农村一样，地处沿海的莆田市，此刻仍然沉浸在节日气氛中。此时此刻，没有人知道，一个本应在憧憬中迎来新学期的初三女学生，正躺在异乡的客栈里，承受着无法承受的屈辱。她只能独自痛苦地流泪。
“在那边，卖一个处至少可以收几千块钱，但他们连零花钱都没有给我一个。”陈桃说，后来自己想逃走时，连坐公共汽车的路费都没有，“她们控制了钱，就是要让我们跑不了。”
第一次以后，陈桃被安排在出租房里休息了两天。
“我那时候虽然还小，但这样大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今后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自己，想死的心都有了。”
两天后，肖永亮对陈桃说，她现在必须正式“上班了”。
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陈桃，每天早晨7时左右，就被叫起来，8时不到，随便吃点东西后，就被车带到单面街开始“工作”。
“她们是4个人，我们也是4个人，正好一个盯一个。”陈桃说，肖永亮、肖建伟加上各自的丈夫，在她们每天“上班”时各自负责盯一个人，直到“下班”。
当时，他们规定，“我们每天要完成接客10个以上的任务后，才能下班回‘家’，从上午8时半开始，往往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结束。如果哪个哪一天完不成任务，回到出租屋就要挨打。”
在此期间，陈桃等4人的两顿饭(早餐在出租屋吃)，都由肖永亮等人送到单面街，“连吃饭都不让回房子去。”
陈桃告诉记者，在单面街将近一年的日子里，4个人没有一点自由，钱全部被他们收走了，连卫生纸都买不起，只能用他们提供的那种廉价低劣品。
“每次被客人摧残时，他们就在下面等着，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身边总有人跟着。”陈桃说，那种日子，过得比囚徒还不如。
虎口机智脱险：
一段屈辱的逃路经历
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在肖氏姐妹面前，4个人一致都表现得很温驯，以期让他们放松警惕。策略上的改变，几个月之后终于奏效。有一天，她们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大约2个月后，身心受到巨大摧残的4个女孩，开始商量找机会逃出肖永亮等人的魔掌。
“白天有他们跟着，晚上回到出租房后，又被关了起来。我们想逃，可根本就没有机会。”陈桃说，她们4个人分两组，分别被肖氏姐妹监视着居住。晚上回房后，铁门就被从里面锁了起来，打不开。
“这样的生活，与坐牢没有任何分别，甚至比在牢房里还要看管得更紧。有哪一所监狱的犯人，是一对一被看管的？”
除了严密的看管外，残酷的经济封锁，也是肖氏姐妹控制4个女孩的重要手段。每天收工以后，女孩们都要被搜身，如果发现谁身上藏钱，都要被搜走，并被挨打。
“那几天，我和小嫣子一直在找机会，但始终没有成功。”
有一天，机会终于来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趁肖建伟不注意，她们两人从其衣服口袋里，找到了200元钱。但很快，少了两百元钱的事就被肖建伟发现了。两人被抓到房间里，几个人对着她们的头和脸就是一顿猛抽。
打完之后，肖建伟威胁道：“再逃，就打死你。(在我们这里)你们是逃不掉的！”
这以后，4个人被看得更紧了。
为了获得逃跑的机会，在肖氏姐妹面前，4个人一致都表现得很温驯，以期让他们放松警惕。策略上的改变，几个月之后终于奏效。肖氏姐妹甚至将买菜这样的家务事，都交给她们去做。
2006年下半年的一天早晨，小嫣子骑着自行车，准备前往附近的一家菜场买菜。途中，她将自行车卖掉获得了一百多元钱。“拿着这一百多元钱，她就往火车站跑，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最后还是顺利地回到了湖南老家。”
小嫣子成功逃脱后，被安排与黎苗在一个组的王辉(两人是同学)的家长，在听到有关传言后，给肖氏姐妹打来电话，要求让王辉回家。
为防止家长到福建找人，肖永亮同意让王辉回老家。但临走前，肖永亮反复对王辉说：“你回家后，不能乱说话，否则，有你的好看！”
肖永亮和肖建伟分别管理的两组人，到此时都只剩下一个人了。为了便于管理，陈桃和表姐黎苗被合并到一起。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次变动，为两人的成功逃跑打下了基础。
合并后，肖氏姐妹对两人的盘剥更为残酷，看管也更为严密了。
这一年的10月份，陈桃遇上了一个年轻的客人。“他当时是莆田一家工厂的组长，是本地人，二十五六岁”。
“他问我，为什么小小年纪要到这里做这事？”第一次听到客人这样关心自己，备受委屈的陈桃，便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听我讲完后，很气愤，当即提出，一定要帮助我逃出去。”
“我开始寻找合适的机会，打算在这个客人的帮助下里应外合，彻底逃出去。”陈桃说，几天后，其他人都出去了，只有蒋宏生看管她。
见此空当，陈桃打电话给那个客人，要客人晚上11时许来。不久，客人如约来到陈桃住的地方，顺利地将她和黎苗接走。
在客人安排的地方，陈桃和黎苗住了下来。
第4天，陈桃在当地一家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妈妈告诉她，“前几天蒋宏生打电话说，你跟一个男孩子跑了，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不会负责任。”
电话中，陈桃向妈妈哭诉了来莆田十个多月的非人生活。
“回来吧，孩子，有妈一口饭吃，就有你的一口。”妈妈在电话中哭着说。
在客人的资助下，陈桃和黎苗在经过了十个多月不堪的生活之后，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未尽追凶路：
“追你到天涯！”
黎苗和陈桃，分别在回家一年和两年后，被检测出有艾滋病。她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之路，还会充满怎样的未知风险？
如今，4个女孩都逃脱了魔掌的控制。这是她们用机智和勇敢战胜了4个不法分子。然而，曾经的屈辱，却给她们带来了不尽的痛苦。因为，在历经艰险逃回湖南老家以后，4个苦命女孩的命运却更为残酷。
备受身心摧残的王辉，为了逃避世俗的二次伤害，如今已隐姓埋名，远嫁他乡。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嫁给了什么人，在哪里生活。牵挂她的，唯有父母的两行老泪，在夜风中摇曳。
小嫣子，因频繁受到精神折磨，已处于精神失常状态。
黎苗和陈桃，则分别在回家一年和两年后，被检测出有艾滋病。她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之路，还会充满怎样的未知风险？
尽管如此，陈桃和黎苗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相反，在得知自己患上艾滋病后，黎苗第一个走上了顽强追凶的路途，前后花费近万元，行程上万里。而当时尚未被检测出艾滋病的陈桃，作为证人，也一并踏上了追究犯罪分子法律责任的征途，演绎了一曲撼人心魄的现代版《烈女传》。
通过两人不屈不挠的努力，最终，除蒋宏生外，其余3人均被司法机关先后抓获并判刑。对于目前尚未落网的蒋宏生，陈桃和黎苗均表示，就算他跑到天边，也终将逃不掉法律的制裁，“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就要追他到底。”
两个饱受生活摧残的花季少女，是如何克服艰难险阻，配合司法机关将相关犯罪分子追捕到案的？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权利，文中受害人均系化名)
生命里的渴望
在我接触采访对象之后，陈桃等人的遭遇，超出了作为一名记者想象力所及的极限。发生在这4个刚刚从中学走出来的花季少女身上的悲惨故事，远比充斥于荧屏的滥情电视剧，要曲折得多，感伤得多。
完成部分采访后，我已完全从职业兴奋感中，坠入深深的反思与痛恨中。我愤怒于犯罪分子的胆大妄为和惨无人道。我不能理解的是，在作恶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些人的漠然或者故意失职。
过去的已经过去，对于陈桃和黎苗来说，那场不堪回首的恶梦已经远去。但对于无数渴望尽快走入社会，渴求成功的花季少女们来说，陈桃等人的经历，无疑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现实教材。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们自己，都有必要从她们的遭遇中发现些什么，懂得些什么，以免重蹈覆辙，陷入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对陈桃等人面前的命运，目前依然充满未知。这种难以救治的疾病和巨大的治疗费用，对于身处贫困之乡的农村家庭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压。这将如何演绎下去？
女孩们在渴望对这一问题的求解，我也在渴望，社会更在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