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魏和闻秀的梦想，与数以亿计当代中国人的梦想一样。
为了这个梦想，这对在武汉打工的夫妇每天清晨5点钟就要起床工作。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一间仅有8平方米、照不进阳光的小屋里。他们很少去商场，在超市里买块香皂或毛巾就能带来一阵短暂的快乐。他们远离了一切娱乐活动，在他们的菜碟里，很难找到肉末。
事实上，除了孩子们的作文本，这个家庭很少会在生活中提到“梦想”二字。但那个抽象的词，其实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从他们现在租住的陋室到达那里，不过37.8公里。
那里，他们刚买下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并不在拥有千万人口的武汉市，而是在毗邻的鄂州。
9月16日，大魏和闻秀在工作时间抽出空，去为他们的新家办理贷款。他们骑着一辆摩托车，经过了一座豪华的购物广场，广场巨大的电子屏幕上打出别墅区的广告，祝愿好运的人们能够“拔得头筹”。他们穿过武汉宽阔的马路，路边一座座大楼正处于紧张的施工中。很多人都将住在这里，按照楼前的广告牌所说，“时间应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如果一切顺利，20分钟后，他们就将驶出武汉，驶进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这条路通往他们的新房。大魏甚至觉得，只需要一个上午办完贷款，“我们就能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一个家了”。
远处，一辆巨大的水泥槽罐车正在快速驶近。
“砰！”
闻秀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左太阳穴撞向地面。她没能给大魏留下一句遗言，仅仅十几分钟后，她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家庭的梦想，碎在了路上。
一个小心翼翼的梦想
36岁的闻秀死了，把42岁的大魏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在亲戚们看来原本“长得挺帅”的男人，像是突然老了。如今，身高1.8米的大魏背有些沉，走起路来很慢，脸上常常带着种饮酒后的红色。没有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连续几天穿着皱巴巴的深蓝色西装和条纹衬衫，肩头积了层白花花的头屑。
早在1997年，也就是他和邻村姑娘闻秀结婚的第二年，他们就放弃了湖南临湘老家4亩多的稻田，来到武汉。经亲戚介绍，两人在一所大学的一栋教学楼里安顿下来，大魏成了夜班值班员，闻秀则是清洁工。
他们现在的“家”，也安在这栋五层教学楼里。
那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家，只是藏在值班室里屋的一间配电房。这个8平方米的小空间，每月需交100多元租金，没有厕所和厨房。窗外是一个小山坡，阳光很难照进这个房间。
这对夫妇和他们15岁的女儿已经在这里整整生活了8年。在他们搬到小屋一年后，儿子也降生了。
支架已经斑驳褪色的高低床占掉了小屋的很大一部分，大魏和闻秀睡在下铺，儿子和一只奶油色的毛绒玩具熊睡在上铺。今年，女儿考上了一所寄宿高中，周末回来的时候，还得在地上支起“临时铺”。
这是一间小到两个人站在里面打转也困难的屋子。因此，家具的尺寸也是最小的。一张桔红色的小餐桌，只有60厘米高，两张小木凳也只有砖头大小。
但那位巧手的女主人一直努力想使这个局促的屋子变得更体面一点。同事送的旧床单，被她仔细地洗好，铺在下铺。洗衣粉则装进了一支冰红茶饮料瓶。她用了两天时间，勾出一个花朵型的坐垫，铺在小木凳上。不过，这个特别的小木凳是儿子的专属。
有时，大魏会开玩笑似地抢着坐在上面，然后，白净的小男孩会使劲将他推开，“爸爸，坐别的地方。”
当然，他们还有些必要的家电——一台只能收看湖北经视频道的电视机、一个只放了碗剩米饭的冰箱，以及一台从离校毕业生那儿买回来的二手电脑。
经过学校的允许后，大魏在一楼的楼梯角搭建了一个小厨房。那里只有1.5米高，只要有人走近，门口就会飞起成百只嗡嗡叫的蚊子。厨房太矮了，大魏走不进去，身高1.56米的闻秀，也只能在里面弓着腰用电磁炉炒菜。
每天清晨5点钟，闻秀就要穿上黄褐色的工作服，开始清扫这座五层教学楼，然后把粗心的学生们落下的U盘、雨伞或眼镜盒交给白班值班人员。大魏的工作则是从每个夜晚开始，等待这栋楼里最后一盏灯熄灭，小心地锁上大门。第二天一早，他再打开大门，迎接学生。
大魏上过初中，闻秀只读了小学。在村子里时，大魏会插秧，也会亲手制作木柜。可是在这座省会大城市里，他们所能用来赚钱的，大多是力气。闻秀在校外做小时工，获得每小时8元钱的报酬。大魏则总是帮人搬家，“力气活，打点临时工”。
每个月，两人各自有900元的工资。他们给7岁的儿子每天订了一瓶牛奶，但为了省钱，两人很少买肉。
当瘦高的大魏回忆起妻子的菜篮时，那里面几乎都是冬瓜、白菜或萝卜。女儿回忆起妈妈炒得最好的菜，则是一盘醋溜土豆丝。
在教学楼上白班的叶师傅还记得，早上，她常常看见闻秀端着一个碗追着儿子跑。白水面条，是这个家庭的早饭，有时会单独给儿子卧个鸡蛋，“可没滋味，小孩子当然不爱吃”。
在周围的同事看来，他们努力把辛苦赚来的每一元钱都攒着，活得不易。一开始，这个城市中最不起眼的小家庭也没有打算告诉旁人，他们究竟为什么情愿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
很长时间后，这对夫妇守护着的那个小心翼翼的梦想才为人所知。
但即便在贫苦的等待中，大魏还是觉得，比起湖南老家，城市让人“赚得多一点，更高兴一点”。
特别是当存折上的数字一年年往上涨的时候，这样的日子就更让人看到希望。
总得有个家
大魏和闻秀的“秘密”，是被一个工友发现的。最近几个月，这对平常不怎么与人交往的夫妇总是趁着休息时间往外跑，对话里也经常提到“贷款”和“房子”。
“要买房子了？”工友问。
“对。”大魏点点头。
“是买二手房吗？”工友又问。
“不，是新房！”大魏潇洒地将一只手插进裤子口袋，高兴地笑起来。
如今，大魏已经回忆不清，他们最初是从何时开始盼望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种美好的愿望，在这座城市里当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座又一座新楼正在拔地而起。公交车上、老旧楼房的天台、街边的灯箱、购物商场的LED大屏幕，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房地产广告。
在当地的都市报上，有的地产广告占据了半个版面，画面里是一片幽静的小区和开着粉色花朵的樱树，名曰“享受生态半岛生活”。不过，武汉市郊和周边地区的房产广告，大多只能在报纸上占据一个麻将牌大小的位置。
新闻里，人们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与房地产有关的信息。看看吧，仅仅在国庆节的7天，武汉就卖出去了1200套商品住房，有记者分析，“武汉楼市虽一再降温，但并未进入冰冻期”，至少，“比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略显暖和”。
在街边的房地产中介店面，只要有人在橱窗前停留片刻，就会有经纪人殷勤地从屋里走出，递上一张名片，然后请这个潜在的客户进屋坐坐，并用一次性纸杯奉上饮水——实际上，中国大部分一、二线城市里的中介公司，都是这般场景。
但大魏和闻秀并不是通过这样的中介挑到房子的，他们甚至不太敢走进这些店面。根据武汉市房管局最新发布的信息，这个城市9月份的商品住房成交价为6450.5元/平方米。在7个中心城区里，武昌区成交均价为11323元/平方米。这里一平方米的价钱，几乎够这个家庭整整攒上一年。
但是，如果到了北京，武昌区那笔“吓人”的均价可能只能买到五六环外的房子。一项统计数据显示，9月的前20天，北京大户型均价达29808元/平方米，此前几个月还一直稳定在3万元/平方米以上。
“几万块？”大魏的一个亲戚震惊地张大了嘴，“天哪，北京人这么有钱！”
他并不知道，在那座他从未去过的城市里，也有很多很多人在为一套房子挣扎。有人在博客里感叹：“俺们全家即使不吃不喝再奋斗两辈子，在北京也买不起一套住房了。”还有人在骑车经过一个别墅区时，按照自己眼下的工资计算了一下，“如果从清朝开始努力工作，把钱都攒下来，我就买得起豪宅了。”
相比之下，大魏和闻秀的梦想要现实很多。他们过去曾在位于武汉市郊的江夏和关山看过房子，但5000~8000元/平方米的“高价”让他们“很快放弃了”。
直到2008年的夏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年轻人在街边拦住了这对夫妇。他热情地递过一张传单：“看看吧，特别好的房子！”
年轻人向大魏和闻秀描述了一个美妙的图景：一片以白色建筑为主体的现代化小区，煤气、水表、电表、网线样样俱全，距离菜市场、医院和一所学校只有几分钟路程。当然，那里已经不属于武汉，而是属于毗邻的鄂州市。不过，“过了界碑，走几百米就到”。更何况，“2011年就要通地铁啦！”
可是，吸引夫妻俩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那里低廉的价格。每平方米的单价只有1600多元，这意味着，只需要几万元的首付，他们就能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更何况，15岁的女儿从小在武汉长大，如果在这里买房，女儿就能够获得一个户口，顺理成章地在湖北参加高考。
当大魏回忆起买房的过程时，他并不记得自己和妻子当初经历过什么犹豫。接到广告宣传单几个月后，他们去上面写明的地点看了看，然后“很快就定下来了”。
他们选择了一套110平方米的三居室，总价18万元左右，这需要他们交出4万元的首付，几乎是他们在武汉生活多年的所有积蓄。不过，这总归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去年12月里交首付的那天，他们专程带着两个孩子到未来的新家转了转。
可如今，当女儿被问起新房怎么样的时候，这个长头发的女孩只是垂下了头，用很小的声音回答：“还好吧。”
对于那套新房来说，这或许是个十分恰当的评价。那里距离他们工作的大学路程是37.8公里，当汽车驶过武汉宽阔的柏油路后，就将进入漫长的土路，与拖拉机、农用货车和自行车一路同行。任何一辆大车经过，都会在身后扬起呛人的黄土。
小区的大门上贴着“欢度春节”4个大字，但红色早已褪成了褐色。尽管房子建好不足3年，但白色的墙壁已经布满黄色的水渍。除了一些小灌木和草坪，这里再也没什么绿化了。一些房门外用蓝色的粉笔简单地写上了“已售”。大魏的新家是毛坯房，从窗户望出去，就是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
一个从河南来到武汉打工的出租车司机看了看这里，吃惊极了，“谁会住在这种鬼地方！”几年前，他用尽全部积蓄在武汉买了一套5000元/平方米的房子，“好多钱，造业啊(注：武汉话，可怜的意思)。但总得有个地方躺，总得有个家啊。”司机心疼地撇着嘴说。
可对于大魏来说，“就是觉得便宜，没管什么好不好看的”。他直直地望着前方回忆这一切，脸上几乎一点表情也没有。
“高兴，当时很高兴。”他慢慢地点点头。为了这套“便宜”的房子，这个家庭倾尽了所有。在付完4万元的首付款后，夫妇俩的存款只剩下了一个月的工资。那天晚上，饭桌上没有加菜，“我们只能说说笑笑庆祝了”。
房子搞好了就都好了
9月16日这天，闻秀4点钟就起床了，比往常更早些。几个小时后，她打扫干净了整座教学楼，这期间还为家人准备好了面条和酸豆角。
在大魏眼里，她是个漂亮的女人，“年轻的时候就漂亮，现在还很漂亮”。听到女婿这样说，闻秀83岁的老父亲颤颤巍巍地从蓝布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张一寸照片。
老人小心翼翼地用玻璃纸包裹着这张照片，一层又一层。照片里，圆脸的闻秀对着镜头微微笑着，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呢子西装配一件紫色的套头毛衣。
大魏接过照片，“照相的时候穿了最好的衣服。”他用手指摸了摸闻秀的笑脸。她喜欢鲜红色，前年过年时买了这件红色西装，80元。至于里面那件紫毛衣，一个侄子说，已经看她穿了好几年。
大部分时候，闻秀穿不上自己喜欢的红色，因为按照要求，她必须在工作时穿那件黄褐色的工作服。不过，她也许并不太在乎这些。甚至就在两年前，这个30来岁的女人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手提包，而总是将东西随手装进塑料袋里。
直到去年，大魏在大学附近的摊子上买了一个50元的黑手提包送给她。“别人都有个包包背着，不管好的坏的，咱们总也要拿一个。”这是大魏的理由。
16日的上午，闻秀将银行卡、收入证明和户籍证明都放进了这个黑包。“我今天要去办贷款。”她兴冲冲地告诉前来接班的白班师傅。同时也告诉这位同事，她已经按照要求进行了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一共16个。但三楼教室还有几个空饮料瓶，她来不及捡回来，“张师傅你帮忙捡一下哦”。
自打他们买了房子以来，攒钱就更成了生活里最重要的事。而卖回收的饮料瓶和报纸，可以让这个家庭每月额外获得五六十元。
9点钟左右，矮小的闻秀坐上了大魏那辆红色摩托车的后座。这并不是惯常的做法，以往，她和大魏会去挤一班公共汽车，两个人往返会花掉16元路费。但去办贷款的这天，闻秀并不想乘公车。如果骑摩托车去，只需要七八元钱，更何况，这样会更快，如果他们赶得及回家吃午饭，就又能省下一笔无谓的花费。
这个家庭必须小心地计算每一笔开销。办完了贷款，他们就将背上每月600多元的“债”。“那时想着，能节省就节省点吧。”大魏说。
他默默地低下头。这个中年男人原本以为，只要再熬几年，生活就会真的变得容易起来。但是，19岁就嫁过来的妻子，最终没有住进他们在城市里真正的家，就死去了。
在她死后，年迈的父母从湖南赶到武汉。满脸皱纹的老人走进那个透不进阳光的小屋，那里就是女儿常年生活的地方。
在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堆着夫妇俩捡回来的破旧的白炽灯、瓷质洗手盆。尽管大魏曾经说自己“没想过装修的事，哪想得到那么远”，但侄子却记得，他们本打算就用这些旧东西装修新家。
老母亲颤颤巍巍地用手把房门关上，然后，抓着女儿的衣服扑在床上哭了起来。可她连大声地哭也不敢，“这是学校，怕吵到”。
闻秀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
在那个晴朗的上午，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短袖T恤，紧紧地抓着丈夫的白衬衫。目的地就快到了，房子，家。
当大魏试图回忆车祸现场时，他发现，自己只能记起一些碎片。“就像打雷一样”，他突然被撞倒在地，摩托车压住他的左腿。水泥槽罐车还在向前继续滑行。他心里只想着“老婆出事了没有”。大魏艰难地爬起来，看到闻秀躺在地上，头部流出鲜血，粉色的凉鞋掉在不远的地方。
他抱住她。他感觉不到疼痛。他大喊救命。
他记得，片刻前，摩托车后座上还曾传来闻秀高兴的声音：“把房子搞好了，就都好了。”
从生日到祭日
想要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还原大魏和闻秀的生活印迹，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就在车祸的第二天，大魏的侄子翻开一份当地的报纸，发现上面至少有3条类似的新闻，内容都是在某地一辆过路的大车撞死了人。“外人谁会关心这个？”他叹口气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在大学附近做装修，他的妻子是大学超市里的收银员，刚刚生下一个孩子。
如果可能，他也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只要别像叔叔家“那么远”就行。
他回忆不出婶婶的生活，只记得她总是穿着旧衣服。尽管同在武汉，但他们各自忙于生计，一年中并没有很多机会见面。一个亲戚也想起，这对夫妇近几年来甚至很少回老家过年，对此，“亲戚们都有点意见”。
在大魏和闻秀已经生活了8年的教学楼里，几个正准备去上自习的学生停下脚步说，倒是曾经看到过教学楼里有一个爱笑的小男孩，但对那对中年夫妇却没什么印象，“几乎没注意过这样一家人”。而一位同事也发现，自己并不怎么熟悉这个家庭。“不太爱和人交际”，这几乎是他唯一能说出的特点了。
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但仿佛又并不真的在那里。
大魏从不主动给人讲妻子的故事。当亲戚们在交警大队“讨说法”的时候，他怯怯地站在旁边。但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的妻子，被问及关于闻秀的事情时，那些回忆就像一颗颗豆子一样从这个男人嘴里溜出来。
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三，那天是妻子的生日，他们破天荒地逛了逛商场。“我想给她买份礼物。”大魏望着前方，说话速度很慢，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
但是，项链太贵了，他们最后在一个卖玉坠的柜台前停了下来。闻秀挑中了自己的礼物，一块椭圆型的玉坠，挂在黑绳上，背面写着“平安”二字。这份生日礼物花了100多元。“她很喜欢，一直戴着。”这个男人低声说。
那天晚上，他决定再带着全家去饭馆吃饭。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是极其难得的庆祝方式，连大魏自己的生日也不曾这样奢侈过。
“我都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临出门前，闻秀向同事抱怨了一句。不过，这个害羞的女人并没有告诉同事，自己是要去庆祝生日，她只说“出去过个中秋”。
在大学附近的“段老幺菜馆”里，闻秀显得高兴极了。她点了孩子们爱吃的土豆烧肉，并端起杯子，接受家人的生日祝福。
她的女儿遗传了她圆圆的脸和长长的睫毛，她的儿子像她一样皮肤白皙。小男孩刚刚7岁，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是《喜羊羊与灰太狼》，“最喜欢漂亮的美羊羊”。他也明白，灰太狼和红太狼“是坏的，因为爱吃人”。不过，这个爱笑的孩子还不懂得死亡的意思。
他的父亲坐在小凳子上回忆着他母亲生前的故事，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小男孩跑过来，“爸爸，你怎么了？”他抓住大魏的手调皮地问。
这个中年男人突然别过脸去，两颊的肌肉一条条绷紧，似乎是紧紧地咬住牙齿。几秒钟后，他用两根手指使劲地按了按自己的眼角。
没有用。眼泪还是流出来了。
为了房子离开家乡
9月26日，大魏将妻子送回了湖南老家。
那是一个河边的村庄，村口只有一条窄窄的公路，仅容两辆中巴车交错而过。这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地打工，有几块田地已经撂荒了。村里极其安静，甚至可以听见蜻蜓飞过的声音。
18年前，就在几十公里外的镇上，24岁的大魏认识了18岁的闻秀，一个“梳着马尾辫，长头发，一口笑的姑娘”。一年多以后，两人领取了结婚证。
“结婚那天真热闹。”大魏回忆着，家里不停地打着锣鼓，放起鞭炮。在此之前，为了迎接自己的妻子，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做了一组7扇门的大衣柜，还特意跑到镇上买来喜庆的红漆。
如今，这组衣柜仍然安静地立在农村老家里。那是一栋二层砖房，房顶铺着青瓦。当初，大魏和老母亲商量着，为了结婚特意盖了新房。在二楼卧室里，床头的木板上刻着红“囍”字。除了一张床和那组柜子，房间里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
只有老母亲还住在这栋房子里。在这个大家庭里，大魏第一个去城市打工。后来，他的哥哥、姐姐们也去了城市。现在，除了一楼堆满杂物的卧室和厨房，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很少走进其他房间。
按照大魏的说法，这房子不过是“盖了一个架子”。但就是这个“架子”，耗去了魏家全部的积蓄。“农村做房子做疯了，不管有钱没钱，都要争那一口气。”
坐在回乡的汽车上，他紧紧地抱着白色的大理石骨灰坛。“她18岁的时候，老人就把她交到我手里，现在怎么也得把她葬回去。”大魏低着头说。
1997年的秋天，大魏和闻秀向亲戚借了200多元生活费，卷起一床被子背在身上。结婚时盖起的二层楼，让这对年轻的夫妇背下了1.2万元的债。
为了还清这笔巨大的欠款，他们从此离开了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