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沧州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这些涉案人的共同点是，他们被抓前都因个体的事情四处投诉，多次进京。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都坚持认为自己无罪。他们的家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相关政府部门称，这些涉案人长期在外反映问题，行为过激。(2010年2月25日《新京报》)
看了这条新闻，心中陡然伤悲。农民兄弟，你们千万别去上访，否则家乡的父母官又要喊你们回家坐牢！这不是信口雌黄，有河北沧州的农民陈同梅、王金荣等人为证，他们都被自己的父母官喊回家判了刑，罪名是“敲诈政府”。所以，今后如有官员说用补偿来劝你回家不再上访，一定要记住不提钱的事，是官员主动提出来的，你也应该多留一手防备，把官员的话悄然录下来作证，这样你才不会有敲诈政府的罪名。
对于陈同梅的“敲诈政府”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官方版本，另一个是民间版本。官方版本是乡里做过陈同梅的工作，愿意以政府帮助的形式，给她解决部分生活困难，希望她不再四处投诉。称陈同梅说这些年投诉花的钱要求法院赔偿，少说也得20万。而民间版本是说政府愿意出部分钱，只要不超过10万，让她别上访了。而陈同梅答复是：“我不要钱，只要求法院把以前的案子审理清楚，该执行的执行上来。”还有多名村干部证实：“陈同梅说不要钱，只要个公道。”但法院显然只采纳了官方的证词，而没有采纳民间的证词。对于农民上访，当地政府花钱“喊”回，有人认为“给钱是个圈套”，是“钩子”。从沧州的多起“敲诈政府”案看，的确让人感觉到当地政府的做法有“钩子”的嫌疑。当然以“敲诈政府”让上访者坐牢，可能取到震慑其他上访者的作用，但这种“堵”，也可能激起更大的民愤，成为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对于一些官员来说，总认为农民没文化、素质低下，不是说他们偏激，就是说他们“不明真相”。但如果你看了广东化州农民用“煮锄吃土”的“行为艺术”来阻止当地政府违法，还能说出“鸟尽弓藏，田尽锄头亡”这样富有诗意、有现实写照的语言来，你就会说农民有水平、有理性，并不过激。(2月23日《南方农村报》)一位老上访户这样对我说：“政府给我解决了问题，我还上访什么？没冤，谁愿去上访，像个乞丐一样。”我有一表弟是开出租车的，一场车祸让他走上了上访之路，原因是他对事故没有任何责任，对方是醉酒骑摩托车，且越过中界线超车撞在他的车上，死者又没戴安全帽，且是无证驾驶，但交警却判他赔偿20余万元。如果不是冤案或者是政府处理问题不当，政府不理亏，又何必花钱“喊”回上访者？
对付上访者，一些地方政府可谓五花八门，且在不断创新。比如限制上访者人身自由，人家说是“学习” ，把你丢进精神病院是“再教育”，限制在景区叫“旅游”。不过这些做法只是短暂的限制，而一旦沾上了“敲诈政府”这个罪名，就真的失去了自由，就要受牢狱之苦。从沧州农民的上访成“敲诈政府”，再次看到司法在公权力不当介入下的扭曲，这不仅是公权力的滥用，更是司法权的沦陷。
有句话叫做“蚍蜉撼大树”。 蚍蜉撼大树你信吗？农民敲诈政府和法院，就像蜉蝣撼大树。我想农民再傻蛋，也不会傻到去敲诈政府和法院。再从法律来讲，法律规定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采取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的行为。要构成敲诈勒索罪，首先要行为人采取了威胁或要挟的非法手段。像陈同梅这样的女农民又有什么底气来威胁和要挟强势的政府？沧州的农民进京上访，既没使用暴力，也没进行恐吓，又何来敲诈之说？信访本是党和国家为倾听群众诉求，搜集民情民意，了解民间疾苦，解决民生问题的快捷通道，是社会的减压阀和稳定器。再说，农民上访表达的是自己诉求，这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力。如果上访成“敲诈政府”而判刑，民众即使有天大的冤屈，也只能噤若寒蝉，今后有冤的农民还能到何处申冤叫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