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指出，他是1993年间高雄某中学的初一班导师，因为班上有一位靠母亲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所需的女学生，他因而对女学生特别关爱，并产生欲念，借口帮忙老师改考卷叫女学生到他家，利用权势劝诱女学生发生性行为。
这名老师陆续送女学生贵重物品，提供她经济资助，关怀生活及课业升学，还提供“洞房花烛夜”、“彩色男女性生理图鉴”、“我不敢开口”、“结婚的医学”等八本性学书籍，企图启蒙女学生的性观念。
他先后在女学生家中及自家中多次性交，直到女学生高职毕业，考上新竹一所技术学院后她交了男朋友，开始避不见面而起变化。
这名老师在2003年4月间，多次恐吓女学生如不继续发生性行为，要将她的裸照寄到学校，还先寄裸体女明星的照片给她“示警”。女学生饱受压力，行为出现异状，母亲追问，她才说出9年来遭老师性侵的秘密。
法院审理时，老师承认在女学生读中学时就发生性行为，女学生上了高职后，她还主动要求与他发生性关系。
不过，女学生的同学作证，指女学生曾将她中学时遭老师强暴的秘密告诉她，加上老师提供性学书籍给女学生阅读，女学生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现象，法官认定这名老师说谎。
法官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老师第一次是性侵害女学生，且两人在一起长达9年，他曾帮女学生买电视、机车、手机，女学生也回赠“得意的一天卵磷酯”等食品，显示两人间有特殊情谊，因此不是以“强制性交罪”，而是较轻的“与未成年人性交罪”论罪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