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在上个星期“千名校长大练兵”结业典礼上提到她和她“百年日记”，李畹青为教育界所广知的只是她102岁的年龄。这位百岁老教师从她读中学开始就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近百年来几乎从未间断。傅勇林说，这些日记如果细心整理，从中挖掘出成都教育百年变迁史和育人理念，将会是成都教育的一笔宝贵财富。
带着寻宝的心情，记者来到了成都市铁箍井街某单位宿舍11楼。李畹青老人带着老花镜，正在看杂志。
每天写日记 现存近30本日记本
李畹青曾在成都第一女子师范求学，后毕业于国立高等师范。40年代，为纪念女子师范的创始人陆译之，在女校校长的支持下，她在文庙后街办起了“译之托儿所”并任所长。新中国成立后，私立转为公管，托儿所改名为第六幼儿园，她则被安排进入小学教育，先后在陕西街小学、龙江路小学等学校任教。而从读女师开始，她就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近百年来，除地震期间外，从未间断过。
“但好多都找不到了。”记者想看老人的日记，她的小女儿冯婆婆惋惜地说，现在家中只存有近30本日记本，成套的只有1979年之后的了。
日记记录：20年前“小升初”
很平静老人耳力不佳，记忆也有些衰退，记者只能透过这些日记本来寻找有关成都教育百年发展的蛛丝马迹。
20年前，成都的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小升初”实行考试入学。“1979年，7月4日，午前雨。”泛黄的纸上，记着这么一句话，“今日五年级在校考初中”。那时的“小升初”可没有现在送考家长堵塞交通的热闹场面出现，就像一场普通的测验一样，平平静静的。只是，为防止舞弊情况出现，“避免班主任监考，另派其他教师监考。区教育局也派罗明远来查看”。但她也感叹，“但仍难免人情”。
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当年的小升初作文题可能有些“八股”。“作文是《记‘六一’儿童节》。”老人的孙子也参加了考试，她担心地写道，“只怕他罗列事实而难突出重点”。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工作日所记的日记的开头几乎都是“6点过起床，7点到校未迟”。但有时，她也是会故意缺席的。1979年9月15日，“2：30开始发学生手册大会。有团市委来二人参加，因此，连日师生忙碌于备此会。我则认为，学生守则是教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而不是轰轰烈烈地宣传，徒具形式”。“懒看此表演”的她干脆在办公室织起了毛衣。
新中国成立前日记只剩“孤本”
而老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所记的日记只剩下一个“孤本”了。“前几年，不晓得从哪里把在1947年写的日记翻了出来，是用毛笔记的，她又重新用钢笔誊了一遍。”冯婆婆将一本绿色封皮的老式笔记本递给记者。
这本日记本里记录的大都是小老百姓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细细读来，一篇篇日记就像一支笔，快速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前老成都的市井素描。
1947年，成都米商囤积居奇，一连好多篇日记，李婆婆都写到了成都买不到米或米贵的情形。当年五月十五日，“米价平价出售，闻牛市口聚有数万人，政府谨命今夜停电戒警……”
如今，老人仍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但由于年纪过大，记录的内容已从从前的叙事变成了以摘抄报纸为主。“她每天晚上睡觉前写日记，然后躺在床上看书，这都成了她的习惯，不完成就睡不着觉。”冯婆婆说。
本报记者 王冕 摄影 程启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