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山西儿童疑因疫苗致死致残的报道出来后，对于这篇经过半年时间完成的调查性报道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背后的故事，我充满好奇。于是，在报道出来的第三天早晨，我来到了这篇报道的作者王克勤在昌平的办公室，与他进行了将近2个小时的对话。
中国经济时报的办公大楼远没有想象中的豪华，没有烫金大字，没有幕墙玻璃，只是一座80年代的四层小楼，安安静静的在北京北郊，连门口的路都尘土飞扬。王克勤的办公室只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楼里的普通的一间。清苦，是这个办公室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沙发已经沿着褶皱皲裂了，扶手甚至都露出了棉絮。然而更深刻的印象则是满墙满柜的贴着各种标签的资料。书籍、档案袋、办公桌、电脑拥挤在三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因为时间比较早，王克勤老师正在吃早点，一个花卷，一杯奶茶。提前沟通过，他清楚我们的来意，早早的便把他收集到的关于山西疫苗的资料准备好了。
做这个选题是因为“孩子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问：这疫苗是从哪里来的？是村里的疾控中心提供的，还是孩子们的家长提供的？
王克勤：有几个是家长提供的，大部分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举报人陈涛安提供的，他搜集了很多人证、物证大量的文件，我等会让你们看看文件，现在还在收。
问：那这些孩子的信息是怎样收集到的呢？也是陈涛安提供的是吗？
王克勤：当时我到山西采访的时候，掌握的是有限的资料，后来我到山西以后，这些资料是不能撑起整篇报道的，需要进行大面积排查。当时我和陈涛安就一起调查，他是疾控中心的人，并且是首都医科大毕业的，一直在从事疫情、疫苗以及病情的统计分析这样的专家性的人。当时他说他有大量的孩子接种之后的信息库，他通过这个信息库和各地孩子接种疫苗以后，曾经到医院求治、救治过的，有反常现象的家长进行联系，他发出1千封信，回馈了有部分来信，他们都认为这个疫苗是引发他们孩子病的原因。根据这陆续的来信，我在陈涛安的帮助下，有些是陈涛安陪着去，有些是自己去，到山西各地，一家一家进行访问。然后就慢慢就把这个东西汇总起来。这个是很艰难的过程。
问：这么多孩子的消息，各市、各县都有，是怎么样的汇总，当时很艰苦应该是。
王克勤：非常艰苦，我的选题报告，你们看一下选题报告。这是我最早提交得以选题报告。2009年9月1号起草的，提交的日期是9月2号提交的。
问：这个选题报告，一次就过了吗？
王克勤：9月4号通过了。我们报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深厚的人文情怀，这是我们报社的传统，从总编辑到编辑全体成员关爱生命，关注每一个人的生命权这是我们报社的传统。
问：当时做这个选题，是接到陈涛安的举报吗？
王克勤：9月1号做的选题，实际上8月份我就接到投诉，这个投诉实际上是陈涛安通过一个山西的媒体朋友跟我接上头的。他先是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后来我说你给我发一些资料，发了很多资料我进行了研究，研究了之后我觉得这是重大的选题，我也看了此前有一些媒体同仁也做了一些报道，主要是发现有大量的人发现有怪病，这非常恐怖，而且有大量的孩子。
孩子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都至关重要。孩子的生命是容不得儿戏的，我高度重视这个选题，这个选题要比经济类的选题重要得多，什么事情都没有生命更重要。
举报直指问题疫苗华卫公司漏洞百出
问：是从最开始疑点，就是在疫苗上？还是在逐渐的调查过程中，事件的发展引导您到疫苗这个问题上来的呢？
王克勤：一开始陈涛安提供的情况是跟疫苗有关，他也是一个专业人士，我跟他打交道的感觉，他是不会胡说的人。然后我们就开始求证，质疑是新闻调查的发端，一个记者应该时刻怀抱着质疑的基本的职业素养，质疑本身不是新闻，质疑是实践新闻和获得新闻的一个过程。然后去求证到底是不是。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最后找不到答案，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答案，这些孩子是否是疫苗引发的。当然其中有一例，是高平市的这一例，韦雷生家的孩子，法院判决是疫苗导致，其他孩子的我不懂，我不是这个专业人士。
问：韦雷生他们孩子死因家被认定的是疫苗产生的问题，那具体是是疫苗失效还是疫苗变质导致的？
王克勤：判决书里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为什么我们把问题追到下一个环节，因为有很多家长在质疑这个疫苗，接着发现在2006—2008年这几年，山西出现了高温暴露疫苗，也可以叫问题疫苗，或者叫做质量可疑疫苗，于是我做了大量的佐证，也确实看到疫苗存在一些问题。
根据目前山西方面反映的信息来看，山西省在2009年期间，官方的一些文件，他们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叫做高温疫苗，高温疫苗是因为贴标签，而山西官方是承认标签疫苗的，这就意味这承认了高温疫苗，也就是高温曝光疫苗。
在这个高温曝光疫苗出现之后，我们紧接着发现在这个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一家来自卫生部的皮包公司，为什么叫他皮包公司？我把这家公司所有的资料全部调出来，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研究，这个皮包公司在山西控制了疫苗的管理、配送及经营达一年零10个月。到2007年10月15日突然消失。
紧接着我对这个公司的资料进行了排查，山西省卫生厅的副厅长李书凯在接受某家媒体访问的时候，曾说“这家公司是山西省大企业，是非常靠谱的大公司，他经营能让山西人们和山西的儿童受益。因此我们做出选择，把山西的疫苗都托管给他。”这个是有李书凯的原话录音资料的，我听了录音资料。然后山西省疾控中心出了一系列的文件，乃至山西省疾控中心的会议纪要里说，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什么什么公司，接着我查出这个公司的资料以后，但是这个公司很搞笑的。
我们不能凭口头的说法，必须要有大量的证据，在工商局注册资料上，大量的注册资料。这个卫生部属企业叫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个公司的资料上，包括工商局大量的资料我们看到很多问题。
首先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大公司，它是注册资金是50万，50万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查到了朝阳区工商局的处罚决定书，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是他抽逃注册资金，所谓抽逃注册资金，就是委托某一个公司把钱打进去，然后把钱马上撤出来。这是很多小公司，皮包公司在没有钱的状态下，注册时惯用的手法。因此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对他进行了处罚5万元，你看文件上是这样写的：当事人在开业登记时，委托代办公司采取垫资方式代理了公司登记，领取执照后，代办公司将垫资款50完全提走，当事人没有按规定补足注资。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因此进行处罚。根据工商局的法定认为我们认为它是皮包公司。
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我当时看了觉得很有意思，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支持，技术服务，技术培训，销售生物制品，仪器仪表，说了一大堆。还有咨询，投资咨询，会议服务，企业形象策划，营销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我当时看完觉得有点可笑。好多皮包公司都有组织给人办会，组织企业形象策划，组织会议服务。一个正规的专门经营生物制品的专业公司，这些小生意是根本看不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工商资料里面发现，这家公司经营疫苗，没有经营疫苗两个字，经营疫苗的资格。
2007年的时候，华卫公司出现了经营范围变更的申请。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这家公司2004年元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后，2007年，04、05、06、07年，4年之后9月6号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我看了以后，非常搞笑，这家公司成立以来，没行使过权力，没做过经营。召开这个会议的主体内容是增加经营范围，变更股东，增加经营范围是增加什么范围，工商局的注册资料里面有变更，增加了疫苗，原来没疫苗两个字，增加了疫苗，这是工商局的资料。然后同时增加了批发生物制品，增加了疫苗，原来没疫苗这个概念。
问：为什么会做这个变更呢？
王克勤：07年5月份，陈涛安就开始举报，07年的大概8、9月份，泰安市检察院就开始查这个事情，包括山西省后来介入，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关部门开始查这个问题，查的时候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时候山西卫生厅的一个官方文件里说是在07年9月份，华卫公司和山西省卫生厅解除了和约，原来是签定了5年的合同，在那个时候就解除了。为什么？说白了陈涛安一直在举报。就是陈涛安骚扰得他没办法搞下去。他当时搞不下去，根据资料我的推测他可能会想接着搞下去，因此他紧接着增加疫苗的经营范围，有关方面查他的营业执照，发现了他经营疫苗的资格都没有。那么这件事情就很荒唐，连经营疫苗资格都没有的皮包公司，居然经营攸关山西3500万人生命保障问题的疫苗达1年零10个月，这不可思议了。
问：等于说陈涛安从07年5月份开始举报了，其实这个华卫公司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操作整个山西的疫苗市场。
王克勤：华卫进入山西是在05年下半年。正式掌控山西的整个疫苗的管理配送权是在2006年1月1号开始。
潜伏式的暗访
问：您在调查的时候都遇到过什么困难？其实这个是所有媒体同行特别想知道的，一个是资料的汇集可能会很困难，二、可能采访的时候，在面对一些政府的时候，您在报上也提了，让他们开口也很难，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王克勤：我觉得这些难度都不是最难，难度有若干个问题。首先疫苗这个问题确实太专业。大部分记者包括我，我学过心理学，学过经济学，也学过一些法学、医学是个外行，而疫苗是医学里的一个专科，我觉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的学习，我买了《病毒学》很多理论书籍，甚至医学博士不一定涉猎的专业领域，这些内容读的我非常生硬，但我得不断的学，找了很多专家，首先要搞得不能太外行。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采访的难度很大。很多人尤其很多患儿家长经过苦苦奔波以后，实际上是信心不足，对社会持怀疑态度，所有人持的是怀疑态度，你怎样取得他的信任，这个难度比较大。这个事让我觉得采访起来很难。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山西疫苗这个问题，在山西乃至在全国是很敏感的问题，采访期间安全问题，不能暴露身份，二要完成取证可采访，这是最难的一关，也是困扰我整个采访期间最大的问题，严格得讲，怎么能够有效的把身份把握好，而后在山西能够进行潜伏式的采访，严格得讲，我在山西大概时间跨度是半年，基本上采访是潜伏式的采访。
合适的时候是以记者身份出现的，但是我轻易不会过多暴露我的身份。我尽力隐蔽我的身份。就是在采访中比较可靠的患儿家长，要把我所有的证件提供给对方。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挑战，我必须得承认。我的许多的采访过程中，实际上是得到了陈涛安的大力的帮助，他一是专业人士，二他在这方面非常内行。包括这些采访对象，我们获取的大量的接种疫苗后引发各种异常症状，苦苦求治，治愈的非常艰难，或者是不治而亡，或者是留下残疾，或者是产生后遗症这些病例的信息，要靠陈涛安来收集。
要我们自己去得到这样的线索那是更加的艰难，这些人都是陈涛安这些年苦苦争斗，他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资料和电话，很多患儿家属找到他，他汇总记录下来。然后我找到陈涛安，再找到这些人，再通过这些人一带二，二带三这样带出来很多的患儿家长和患儿案例，实际上我算是对山西全省进行了地毯式的扫描吧，因为我们不是政府机关，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只能悄悄找。
有些地方采访，陈涛安是陪我去的，在他的帮助下我了解大量的病情，从那里获得孩子的病例和相关的资料。这是首先第一个层面对孩子家庭的走访，这是整个采访中最大的工作。
然后其他的很多工作是相关的机构和部门去核实，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山西省卫生厅，包括山西官方的采访，事实上，这部分的采访很艰难，是很煎熬我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此前的很多媒体朋友，我也有过交流，跟陈涛安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信息，就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在08年做过山西疫苗价格混乱，以及存在过期疫苗这样的节目，这个问题比我此次做报道的问题相对要小，但因故没有播出，中青报也曾经做过报道。我感到，这个采访最大的风险，首先是你可能还没有把稿子写出来就被叫停。对我而言，最大的困难也是这个困难。此次更大的风险就是辛苦，实际上是搜索过程，这个搜索就是潜伏式搜索。
问：前后跨度有半年的时间，累计多少次呢？
王克勤：我累计去的次数，到山西应该有7、8次，有的时候一去就待上十多天，20天。有的时候去待上几天。
并没有说疫苗是孩子致病的原因
问：山西疫苗的事情下一步，现在有关部门有没有对这个事情有进一步消息的确认，或者是进展？
王克勤：我所知道的资料跟很多网友知道的资料一样，我作为跟大家一样的网友，看到的也是网络上的信息。包括卫生部，包括山西省，包括山西省卫生厅的一些说法。仅限于此，没有任何一个官方机构跟我联系。
问：山西官方对这15个案例统统都有了回应，认为有的报道不实诸如此类的说法你怎么看？
王克勤：首先我对新华社这个消息持不能认可的态度，这个话太笼统了。全文2万字的报道，我希望能将其中哪一个字不实，哪一段不实，或者是哪一个事实不实具体指出来。什么事就是什么事，哪句话错了就是哪句话错了，哪个事实出了差错就是哪个事实出了差错。我们报社在昨天已经正式发了一个声明，我们报社做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所有的报道人证物证数证，证证齐全，我们对我们所做的报道付全部法律责任。山西省目前公布说这些孩子与疫苗无关，我并没有在报道中说这些孩子与疫苗有关，我只是作为一个记者在呈现，这些家长在质疑，疫苗导致了他们的孩子的问题和发病致死，我只字没有提这个孩子是疫苗导致，疫苗是这个孩子的病因，并没有。
国家有关部门应组成联合调查组
问：你希望下一步疫苗这个事得到什么处理？
王克勤：目前山西方面已经组成了调查组，但我认为这种调查形式不合适。为什么？山西省卫生厅在整个山西疫苗问题中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当事人。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有失公允。此前山西省的很多患儿家长已经在质疑和投诉山西省卫生厅的问题，因此山西省卫生厅出面做这个调查，不觉得不具有公信力和可行性。
我觉得至少国家，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卫生部配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此问题进行调查，可能是相对比较客观，会做出一个中立的结果，或者是这样的调查结果出来，才能取信于13亿中国人。报道中对每一户，我都是到家里进行大量的访问，而后写上去的，我对写的每一个字是负责任。每一个字都是有证据的，有大量的录像、录音，包括图片资料。
我觉得山西卫生厅应该讲明华卫公司没有疫苗这个经营范围？是不是皮包公司？是不是卫生部的企业？卫生厅是否下发文件推销过标签疫苗？这个期间疫苗是否确实有高温暴露的问题？
问：后续是否需要引入第三方司法调查？
王克勤：对，这个非常正确。我从78个人的名单，78户家庭的名单，至少是质疑他们的孩子发病与疫苗有关联的家庭。其中我当面访问过和登门入户访问过是36家，这个名单我会在合适的时候会提交给有关部门，很多媒体的记者如果愿意跟我索要这些资料，必要的一些资料可以提供部分信源。希望更多的媒体和更多的公允的调查机构进入山西，对山西众多的患病家庭孩子的发病以及目前的现状进行比较彻底全面的调查。
我希望能让国务院的联合调查组能够进入山西，对山西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我想这样最后的结果才可能是逼近真相的，没有一个人最后能够实现完全真相，只有众多力量的共同介入调查，才能够出现一个最接近真相的山西疫苗真相。
我这次面访了30多家，我精力有限，如果大家都去，一家媒体访问一家，每一家的故事可以展示，很多故事很感人。山西有一个县，交口县有一个回龙乡，有一个孩子叫高壮壮，他的家长给我们讲述，他家有两个儿子，老大他们自称接种了疫苗以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病毒性脑炎，现在还有各种后遗症。家里面的老儿吃了三鹿奶粉，然后结石，把很多资料都拿出来，一个小小的家庭，强壮的夫妻两人，都是农民，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被问题疫苗搞坏了，一个被问题奶粉搞坏了，很惨，那天我听的受不了。我跑了很多家庭。
还有大同的一个县，一个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也是打了疫苗之后，后来就沉睡不醒，跑了很多医院，结果跑到北京来，2万块钱的押金交不起，孩子我见到的时候，孩子在他姥姥怀里，他姥姥说他像植物人，我拿相机拍照片的时候，孩子没有任何反应，不说不笑。这个家里本来筹集了一些钱要建房子的，但是现在我到家里去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空旷的大院，一个角上有一间房子，一家6口人，四代6口人住在一间房子的一个炕上，太惨了，家里的两头牛也卖了。还有一个县，南部地区，长治市的一个县，有一家就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房子卖了，什么都卖了，租住在村里，这样的家庭很多。
谁对这些家庭负责，谁对这些孩子的生命负责，谁对这些孩子的健康负责？我觉得真正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机关，吃着人民纳税钱的政府机关，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关，应该这时候普查全山西省在2006年—2008年这三年期间有多少孩子接种疫苗，这些孩子目前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问：我们找到您也是通过您的博客，你公布的新闻热线电话。您为什么要公布出来？
王克勤：我觉得我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应该是公开的，自由的。至少一个媒体，是完全公开透明的，政府更应该是公开透明的，政府拿的是全体纳税人的钱。每一个公务员的行为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至少是工作行为。
国内记者薪酬制度不适应深度调查记者
问：您在山西的调查历时半年之久，您觉得现在在国内大的媒体环境下，怎么样去做这种深度调查，怎么样去做这种报道？
王克勤：你问的问题让我不太好回答，我先讲一个具体的问题，收入问题。所有的人面对我做这种长线选题和长线调查的时候，首先面对的是收入问题，我的收入真的很尴尬。再往下我就不想讲了。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这里苦苦的走着，我觉得我的报社，我的编委会的领导们，总编辑在重大的报道上，敢担风险。这个报道是挺着这种压力和报道往上冲的，我就冲这一点。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你谈到国外的这些媒体，尤其是国外的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他的薪酬标准跟我们的薪酬标准差异非常大。
首先我跟你讲，西方的整个新闻的薪酬制度，是一个定薪制，严格得讲是属于本质管理。我们是数帐管理，我们把中国新闻整个从业人员当做农民工一样，搬一块砖，给你一块砖的钱，搬100块就给你100块砖的钱，写多少个字，写多少篇就给你多少篇的稿费，这是把记者当做一个农民工的一种考核办法，这是没有尊严的一种考核办法。品质管理就是你有怎样的水平，怎样的能力，进入怎样的位置，进入怎样的岗位上，就又怎样的定薪，年薪制，包括日本、香港、台湾，欧美更是这样，记者基本上是定薪制。
我到美国去调查，美国整个新闻界，包括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水门事件的揭露者，以及整个调查报道的小组，跟我这里的调查报道不一样，他们调查报道的薪酬是普通记者的三倍到五倍。在中国可能做普通新闻做的篇数要比你做调查的人篇数多得多。做深度报道，调查报道的薪酬还没有做普通新闻，或者是每天抄材料的，或者是扒网上材料的人挣得钱多，国内很多媒体是这样。
如果按理来说，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进入华盛顿邮报，包括纽约时报很牛报社的报道，是各州做的不错的记者，经过考试，进入这些大报，这才是初级的记者。成为调查性的记者，他的薪酬像副总编辑。像水门事件的那个记者拿的很高的薪酬，这是最核心的，也是最要命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有些报纸，有些党报记者的薪酬也是非常高，但未必能做这样的报道。或者他的平台不许可他做这样的报道。很多人说报社很支持，我这里有两个方面，报社要非常支持和认可我做这样的报道。而薪酬上对我而言我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必须要选择牺牲。
问：为什么？
王克勤：因为全报社的同志都是按照每千字多少钱的稿费标准在执行，按照篇数在执行，不能为你一个人而实行特例，所以我的深度报道跟大部分同事报道的薪酬差异很小，有一定的差异，年度会会你一些奖励。我其他的不图，有这么多孩子的生命安全，报社担着风险，把这个稿子发出来，我就谢天谢地，不谈这个了。人家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跟我的收入孰重孰轻，孰大孰小。
问：为什么报社要有这么大力度的支持呢？
王克勤：就我们报社而言，我们的编委会，从总编辑到编委会每一个人都是很善良的人，这是最基础的前提，他们看到别人痛苦、受难，他们会坐立不安。在2005年，我写过《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的历时三个月，我记忆非常深刻，这个稿子，总字数是5万字，我的稿子写完，我发回编辑部，第二天我的总编辑在他的博客里写：“我昨夜含泪签发《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这篇5万字的报道是本报谁谁所写。昨晚在这个食堂吃晚饭的时候，周刊要闻部的主任陈宏伟说太难受了，受不了。今天我在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依然会潸然泪下。”
这是我的总编辑，也就是签发此次山西疫苗调查的总编辑包月阳，在05年11月30号，也就是《邢台艾滋病真相》稿件发布的当天，在自己的博客里写的一段感言。但是此前这些年我都做过很多这样高风险的报道。包括此前的最早的社长，包括我们前任的吕斌，包括现在的总编辑包月阳，以及副总编辑车海刚，还有编委会的全体成员非常支持，大力支持。当然收入低点，但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在于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符合自己理想的事。从这个角度讲，我的收入远远高于很多人。
问：是，尤其昨天看到声明的时候，特别的感动，报社能以这样的态度出来力挺这件事情，态度非常明确，而且非常的坚定，我们都特别的受感动。
王克勤：这是昨天我们的总编辑和我们的副总编辑，包月阳和车海刚做出来的一个决定。我记得包总大师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很感动，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
“报道也许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也同样在推动整个社会制度的溶化和改变”
问：之前您做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有“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美誉，很多报道出来了，报社也顶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您在整个采访和报道当中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报道出来之后，并没有实际效果，也没有产生社会影响，甚至可能社会舆论也只是一时就过去了。
王克勤：你刚才讲的问题我能够理解你在问什么。这是我们目前中国舆论监督的一个尴尬。舆论监督的尴尬不仅是中国面对这个问题，全世界很多新闻机构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不一定达到作为新闻任何媒体人所预期的这样一个实现公民权力完全保障的理想的状态。有时候对很多局面，可能很难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当时是否能够改变这一点，还应该看到，我们敢把很多真相展示出来的时候，首先在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作为每一个记者，只要把事实报道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履行了这样一个，尽力的实现公民知情权的职责。第二你在揭露了历史。第三你的报道可能或多或少在启蒙公众，实现公民社会的启蒙作用。还有一点，也就是第四，你在推动整个社会制度正在逐渐的发生一些溶化和改变。有些改变并不是马上或者是立刻改变，改变社会的进步需要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出公民的力量，做出善的行动，社会才会向文明和进步前进。
问：今年“尊严”和“公民”这两个词都特别热，你怎么理解这两个词？
王克勤：我觉得一个文明的社会不是楼修的有多高，车子有多豪华，而是人是否有尊严，这是文明社会。两会期间温家宝提出这样一句话，中国社会开始点燃了走向文明社会的火花，人们开始寻找进入一个文明社会，把人当人。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力，不要漠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权和生命权，不要好多孩子致残了我们视而无睹，我们没有一点点怜悯之情，没有一点同情之情，这是一个野蛮的社会。官员的冷漠反过来是官员内心的野蛮，是这个理吧。因为文明的人不应该是这样的，文明的人，一个真正的人，他的内心是有大爱的，是有真爱的，有真爱才是真人。否则这是个虚伪的人，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问：那追求这种尊严和你所做的揭黑报道，有什么关系？
王克勤：我觉得严格得讲不叫做揭黑报道，叫做维护每一个公民权力的报道，或者叫做维权报道，揭黑报道或者是调查性报道是维权报道的一种，是一个比较高难度的报道形状而已。维权报道实际上就是在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大家说的揭黑报道就是在践行温家宝提出来的让每一个人活得有尊严的承诺，实际上我是响应党中央，中央政府的号召。
后记：在整个对话过程中，王克勤办公室的电话就不停的在响，大多是新闻爆料，他都详细的将每一个爆料、举报记录下来，里面包含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事件、联系方式，整齐的装订成册，王克勤笑称自己这里是信访办公室分部。但也无奈自己在某些方面的无力，更多时候他也许只能扮演一个倾听者。
在离开王克勤的办公室之前，和他的两个学生简短的聊了一下，两个孩子还在读研究生，帮王克勤打理一些琐事和接听电话，在笑声中两个孩子抱怨到：王老师写起稿子想不起吃饭，就这篇山西的稿子，我们一起校稿、编稿，一天一夜没吃没睡。他想不起吃饭，我们也只好饿着陪着。
有一个叫解飞的学生告诉我们，这次山西的采访王老师保密工作做的非常好，他多次去山西，却从来没有透露过他去山西做什么。在稿件发出后，解飞整理王克勤在山西调查的所有有据消费发票共计：2，2700元，这些钱全部是王克勤老师老师自费垫付的。我们知道，在小山村更多的消费是没有发票的，而这些数字是无法统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