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济南市泉城广场，两名清洁工正在用拖布清洁地面，不远处是一献血车。历年1月份，国内多个城市的血液储备告急，今年血荒的情况更加严重。当前，公众对献血安全性有质疑，缓解“血荒”需先治“心病”。有专家认为，公众献血热情的下滑正在倒逼制度的改良，在目前的现状下，当务之急是改变用血机制，比如增加透明度，厘清费用，真正做到让无偿献血者放心。 刘明照/CFP
近日，一条求献血的微博在网上流转。那是河南人程云涛发的。他三岁半的儿子保罗患了白血病，好不容易住进北京道培医院，却被告知不能手术因为没血可输。“保罗的血象已经往下掉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程云涛急得两天三夜未合眼。
血确实缺。道培医院里上百人的治疗都停了下来。医生让程云涛自己想办法。程云涛无奈之下想起了网络。他的求救得到了回应。有六个人志愿为保罗献血。这让程云涛大喜过望。可是，希望很快变成失望。
最先来的两个志愿者不符合献血条件，或体重不够或血小板不足。接着来的三个志愿者等不及繁琐的手续走掉了。只剩下一个志愿者。万幸的是，这个志愿者有足够的耐心，也符合条件。他的血救了保罗的命。
随着日益严重的“血荒”，程云涛式的遭遇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常。人们不能不思考这场“荒”来自何处，如何消除。
为什么采血车上验血只需三分钟
人民日报社会版与人民网2010年11月份《今天你献血了吗？》的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7814人中，因为害怕被传染上病而没有献血的人占13.2%，担心献血对身体有伤害的占5%。
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认为，中国人献血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观念问题。中国人和西方人观念不同，中国人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动一毫一发都不行，要保持完整性。这个观念不仅成为了献血的桎梏，也阻碍了器官捐献的发展。然而，“在一些国家，人们通常认为献血是光荣的事，很多公民主动去，中国人却觉得能不献血就尽量不献。”
许多人担心献血影响健康。网络上关于献血阴谋论和后遗症的文章非常多，也的确有不少人反映身体在献血后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的不适。
记者对采血车进行观察和走访之后，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去大医院进行一次正常的血液化验，大概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出结果，而在采血车上只需要三分钟？
武汉市血液中心副主任姚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血车上一般配备“一医（生）一检三护（士）”，献血者上车之后，要经过咨询、填表和初检三个步骤。通过填表可以排除相关的疾病，比如肝病；而通过初检，则可以确定献血者是否适合献血。然后还会有一个复检，复检包括用试剂对艾滋病和乙肝等传染病进行检查，且要做两次。经过复检，约有98%的血液可以使用。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一名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3分钟的快速检验肯定是科学的。与我们平常在医院做血液化验不同，献血时，检验的东西比较少，主要排除相关的血液传染病。
而平常在医院验血多是为了辅助诊断或加强确诊，所涉及的项目包括血常规、血生化以及血气分析等很多种，因此颇费时间。
这名工作人员说，如果献全血的话，传染病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针头扎在静脉里头，不会导致传染病。有传染病危险的是血浆单采，像以前河南上蔡等地的艾滋病村，就是由于血浆单采导致了肝炎和艾滋病的传染，主要原因还是不按规则操作。如果按规则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许金波教授告诉记者，血液是一个再生的组织，现在采血的量远远构不成对肌体的伤害，它很快会恢复过来。
为什么献血无偿，用血却要花钱
中国青年报一项网上调研显示，83.8%的人表示人们不愿意献血是因为制度不透明，担心献血被牟利。普通人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献血无偿，用血却要花钱呢？医疗用血背后的成本成了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于是，就有了“无偿献血，有偿用血，那买血的钱哪里去了”的疑问，甚至坊间有了各种“黑幕”和“揭秘”。
孙东东说，有偿用血，这个“偿”不是针对血液来说的，而是针对血液的采集、储运、保管以及临床输血、净化分离而言。比如采集血液要有经费。并不是这边献血，医院那边直接就输给患者。采完以后，血要处理，需要在血库里储存，保持低温；输血时还要派人到血站去取，会产生交通费；取的过程中还有储运，拿到医院以后还要配血等等，这些都会产生费用。所以有偿用血的钱并不是血液本身的费用。
《献血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公民临床用血时只交付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目前，全国统一价格是每200毫升220元。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血液从采集到使用这个过程到底需要多少费用，是不会公开的，因为会涉及到各个单位的商业秘密。如果想知道一个参考的价格，“可以看北京市检验收费目录，根据目录去算，如果一项一项加起来，那每200毫升血220元是远远不够的。”
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提供的材料称，用血的成本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检测试剂、血液包装袋等医用器材、消毒防护、细菌灭活等材料的成本费用。比如说，采血的时候，一般要给无偿献血者纪念品或者牛奶等食品，采血之前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化验检测，之后要经过一系列的针对乙肝、丙肝、艾滋、梅毒、转氨酶、血型等的检测，这些都会有相应的开销。间接成本主要包括用于血液的冷藏保存相关的水电支出等，还有血站所用的各种检测设备购置和维护。这些合计起来，平均一袋血的成本约为227元。而物价部门规定的200毫升每袋的全血（包括各种血液成分的血液）收费标准为220元，基本和血液采集、检测、储存等的成本相当。
武汉市血液中心主任陆华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我国手术病人出院以后，出院的收费单里输入异体血液的费用是和检查费、医药费、护理费、床位费一并罗列的，容易让病人和家属将异体血液和药品等同起来，“这样就会形成一种理解：我是在医院接受了医疗护理，我使用了床位，我接受了检查，我使用了药品，我也输血了，但我也付费了。病人家属可能也会这样理解。他们不一定想到广大无偿捐献者的爱心是无价的”。
事实上，在各个国家，因为采血、检测、储存等产生的费用一般都是算到需要用血的病人身上的。而且由于人力成本比较高，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疗用血成本要比中国高得多。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实现了基本全部医疗用血来自无偿献血的国家。在美国，一个单位（200毫升）全血的价格平均约为300美元；加拿大一个单位为264.81美元。欧洲的希腊还没有实现全部无偿献血，一个单位的价格在公立医院一般为294到339欧元之间，而在私立的医院里可以达到400多欧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国家，献血者并不像中国享有以后用血的优惠。
《献血法》亟待完善
血荒引发了修改《献血法》的讨论。《献血法》自1998年实施，距今已经14年了。这部不到3000字的法律对于中国血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情况的变化，它的局限和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关于无偿献血的种种新问题也亟待法律来回答。
去年两会期间，马林凤、汪春兰等184名代表就提出了6件议案，建议完善《献血法》。其中涉及到调整献血人群年龄段和单次采血量及献血间隔时间、取消无偿献血补贴、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先用血全国统一方案、增加稀有血型者应急救治及血源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在近日举行的一场专题研讨会上，《献血法》修改再次成为焦点。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主任朱跃国在会上提出，血荒等新问题的出现说明，无偿献血模式急需改进。因为血液和治病救人联系在一起，有内在的刚性需求。血荒闹到一定程度将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献血法》有必要考虑应急保障的制度设计，即一旦出现非常情况该如何应对。
他还指出，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献血法》中有的规定显得不够明确，在执行中也暴露出尴尬来。比如对无偿献血者的鼓励政策就很模糊，各地的办法也五花八门。深圳称一次献血终身免费用血；上海说献200毫升，5年之内可免费用1000毫升；还有的城市表示献血800-1000毫升以上终身免费用血。
“免费用血政策不统一，会给流动人群献血后兑现鼓励政策带来问题。在这个地方献血和在那个地方献血，完全享受不一样的政策。如果在深圳献血，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到上海献血的话，五年之内只能献一还五，五年以后是等量的。”朱跃国说。
另外，《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保障公民用血的时候，是国家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这在现实中也出现了毛病，甚至滋生了新的“血霸”、“血头”。为什么？“亲友”很难界定。在缺血的时候，一些“血头”就钻这个空子，医院明知道双方是买卖关系也毫无办法。为此，武汉血液中心暂停了互助献血，却因此遭到了不少责难。
孙东东指出，从“郭美美”事件可以看出，造成血荒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长期只注重技术标准，忽视了程序规范，程序不透明，老百姓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应先行，这是修改法律的基础，这个都没有的话，其他的就很难了。”
他认为，《献血法》修改的关键是建立几个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安全前提下保质保量的采血制度；激励制度；管理制度（政府管理、血液机构的管理、医疗机构的管理、保障机制）；信息平台制度；临床用血制度等等。
推广自体输血需激励机制
“用自己的血救自己的命，您对自体输血怎么看？”人民网日前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2624名接受调查的网友中，近九成人不了解自体输血，48.5%的网友则表示，第一次听说自体输血。
自体输血就是病人需要输血时，输入病人自己预先储存的血液或失血回收的血液。与异体输血相比，自体输血可以节约用血，而且能避免输血传播疾病，减少患者医疗经费开支。
一般来说，自体输血分为三种，一种医学上称为“术中急性等溶血液稀释”，是在麻醉后、手术开始前实行患者自体采血，只要没有禁忌证，血液稀释回输对预计术中失血达1000～2000毫升的大多数手术都适用。
第二种是术前自体储血，择期手术前2～3周对病人采取自体血，可反复采血贮存，然后在手术时或急需时输还病人。采取的血液可预存于血库内，时间一般不宜超过10日。很多患者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如心功能Ⅱ级以上、身体状况好，准备择期手术而预期术中出血多需要输血者；孕妇和计划怀孕者；有过严重输血反应病史者；稀有血型或曾经配血发生困难者等。
第三种自体输血方式是血液回收式自体输血，就是以机械吸引装置将患者手术中流失的血液收集、过滤，分离清洗、净化后再回输给患者。适合腹腔或胸腔内出血患者，或是估计出血量在100ml以上的大手术，如大血管手术、肝叶切除手术等。
临床实践证明，自体输血不需检测血型和做交叉配合试验，可减少输血反应的发生，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血液传播疾病。于当前的意义也很明显：采用自体输血，至少可减少医院1/3的异体血用量，有助于缓解用血紧张的状况。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以北医三院为例，算了一笔节约用血的账：2010年，北医三院骨科全年的手术量大约是6000多例，其中，需要输血的手术大约有4000例。如果采用常规的输血方式，这4000例病人都需输异体血。而事实上，有3000例手术选择了自体血回输，即用自己的血，无需消耗异体血。保守估计，每人平均输400毫升血，那么就节约了120万毫升血。
据了解，自体输血在发达国家已占输血总量的20%—40%，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甚至更高。然而，自体输血在中国却并不受欢迎。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的医保政策中还没有把自体输血纳入报销范畴，患者自然不乐意；异体输血出了问题主要责任在血站，自体输血出了问题医院自己扛，医院也没了积极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分析称，从医院的立场来说，虽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临床使用自体输血技术了，但那时候纯粹是从追求技术创新的角度做的。现在显然这项技术非常成熟了，即使要研究，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不可能还是像过去开展这项技术就可以获奖、出论文。失去技术的新鲜感以后，医生使用该技术的积极性也不高了。何况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由于国家对血液的管理非常严格，对血液的有偿使用价格限制非常死。这可能导致医院医生做那么多工作，并不能得到经济利益，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去做这个事情。当技术和经济利益缺失的时候，要推广自体输血，并不容易。
卫生部长带头献血
上海市卫生部门2011年8月下旬发布的市民献血现况调查报告显示，上海街头献血人群，绝大多数为低学历的来沪打工者，比例超过70%。白领和高学历者献血的仅占极小比例。
北京的情况也类似，献血的主力人群是大学生和民工。一位知情者分析：“为什么血荒出现在最冷和最热的季节？因为这两个季节他们都放假了。
河北省血液中心公布2011年度重点献血人群分布显示，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是献血队伍的“主力军”，紧随其后的是农民、职员和工人。公务员、医生、教师等人群献血比例则较低，均未超过献血人数的3%。
中国医师协会输血医师分会会长刘景汉认为，完全靠现在这些献血者满足不了血液需求，国家必须出台政策。这个政策可以考虑让公务员带头献血，这很可能是一个有力措施。
刘景汉说：“在国外总统都献血，我们国家公务人员为什么献血率这么低？”
据悉，近两年来，卫生部部长陈竺已经三次来到北京市血液中心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倡导全社会树立“献血献浆同样光荣”的观念。
血荒常态化探源
我国人口献血率只有8.7‰
近年来，血荒的字眼频频见诸于媒体。起初缺血只是季节性和区域性的。渐渐地，开始不分时候，不分地点了。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尤其如此。
2007年，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的高强说，“一些血站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冷漠，挫伤了献血者的热情，造成无偿献血者流失；有的血站不注重发展无偿献血者队伍，单纯依靠军人和高校学生，有的地方出现临床供应短缺，甚至引发‘血荒’。”
这是较早承认“血荒”存在的官方记录。2010年，在最严重的时候，昆明血液中心血液库存不足2万毫升，是应达库存的1/20。医院每天储备血量，连一台手术都满足不了。无奈之下，有的医生亲自带着危重病人的申请，来到血液中心取血。
2011年12月以来，南京一些医院陆续接到“限血令”。这些医院发现，原来向血站申请多少，就会给送多少，但现在最多只给1/3的量。该市鼓楼医院有关人士称，去年医院只有春季和秋季大约两三个月不缺血，其他时候血站只给少量的急诊用血，只能满足车祸、大出血病人使用。
北京的情况也不乐观。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称，近一段时间用血限制越来越严了。一般来讲，当患者每100毫升血液中血色素的含量低于6克时，就属于贫血，需要输血。但现在一些慢性贫血、血液病、癌症晚期患者只有当血色素低至两三克，甚至危及生命的时候，才可能输上血。在处理急诊大出血病人时，以前有可能给患者一次输800—1000毫升的血，现在一般只有两三百毫升。
在武汉，一位患动脉血管瘤的老人不得不转院，因为原来的医院没有手术所需的1200毫升血。然而，下一个医院的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老人得到的回答是：现在每天的血液只能保证危重病人使用，您还得等一等。有人指出，血荒非中国所独有。去年9月，美国血液中心便急报，洛杉矶、费城、亚特兰大等多个城市出现供血极度紧张。日本、澳大利亚也有类似情况发生。
然而，中国血荒的背后不仅有世界共有的原因，也有其特别之处。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献血法》实施后，我国血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管理和服务上，血液供应也有了极大提高。仅“十一五”期间，自愿无偿献血人次就由675万增加到1180万，增幅达到74.8%；年采血量由2295吨增加到3935吨，增幅达到71.5%。临床用血中自愿无偿献血比例达到99%。
然而，需求增长更多。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医疗保障体系不断完善。13亿中国人的就医需求得到了释放。各级医院的服务量都有了飞速发展。另外，由于医学的进步，原来不能治的病现在也能治了，比如用血大户肝移植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这双重的催化下，临床手术量激增。统计显示，2010年与2009年相比，手术人次增长18.6%，而采血量增长只有7.7%。
“如果按照现在医疗服务量的增长匡算，到2015年，我们的采血量要达到六千吨以上才能够满足临床服务量的增长。那就意味着每天我们得有12万人伸出自己的胳膊才行。”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说。
但卫生部的数据是，目前，我国人口献血率只有8.7‰，低于世界高收入国家的45.4‰（丹麦最高为67‰）和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也低于香港地区的30‰和澳门地区的23‰，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也有一定差距。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献血率低于10‰的地区必然产生“血荒”。目前，全球仅70多个国家献血率低于此数。
而上海市血液管理办公室主任朱跃国称，中国人献血以200毫升为主，西方人以400毫升为主，“人家献一次相当于我们献两次，因此，我们这个8.7‰还有水分在里面。”他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平均标准，我们国家的献血人口大概只有0.5%，应该是全世界最低的30个国家和地区之一。
“在中国，献血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必须达到20‰以上。否则肯定会发生区域缺血。”朱跃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