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站的一间快餐店门前，已跟着爸爸上访4年的李浩然(化名)显得很茫然。
7月1日，北京连续第四天重度污染。11时许，一架从台北飞来的航班冲破灰霾准时降落首都机场，乘客之一是台湾歌手萧敬腾。几乎同时，北京气象局发布消息，午后到晚间会有大雨。之后首都机场大面积延误，当天275个航班被迫取消。
机场37公里外的北京南站没受到大雨的影响，高铁、动车基本都准点运行。7月1日刚好是宁杭甬高铁开通运营的日子，北京到杭州的时间缩短到了5小时2分钟。
北京南站几米外的李浩然也庆幸自己没有淋雨，南站旁高高的引桥虽然不能遮风，但可以挡雨，为无家可归的访民们提供简陋的庇护。李浩然就是一个小访民，8岁的小访民。他没去过首都机场，不知道萧敬腾，虽然陪爸爸上访这4年很多时候都露宿在南站桥下，但他没进过站。这天这个城市热议的新闻大多数时候都跟他没关系，除了国家信访局全面开放网上投诉这条。信访局希望能引导上访的民众更多通过网络反映诉求，但李浩然和爸爸都不会上网。
对于李浩然来说这天很简单：白天，跟爸爸在香山拦领导的车，车没拦到，人被带进了派出所。晚上，和爸爸睡在南站桥下，要早点睡，第二天早上还要去新发地捡菜叶。
上访，乞讨，磕头，捡菜，露宿，这就是8岁儿童李浩然的北京生活，到今年7月，这样的生活刚好过了4年。其间有3个月是在“黑监狱”里度过的。
上访起因4年前的纵火案
李浩然上个月刚过了8岁生日，虽然没有蜡烛和生日蛋糕，但爸爸给他买了小点心。没人祝他生日快乐。当年曾经一起玩过的小伙伴们都在上小学，而他过去4年都在跟着爸爸上访。
爸爸名叫李德宝，今年45岁，河南巩义市康店镇北游店村人，2005年儿子李浩然出生，8个月后夫妻离婚，孩子跟着爸爸。2009年4月3日，李德宝的家被人纵火燃烧，后巩义市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认定作案的是当时与李德宝同居的滑某，两人发生矛盾，滑某趁李德宝和孩子都不在家，用汽油烧了李家。导致全屋财物损毁、房屋损坏。滑某犯故意损坏公私财务罪被判3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被认定应赔偿李德宝7万余元。
而李德宝认为此案并非滑某一人完成，而是与自己有矛盾的同村另一人家主使，依据是现场屋门有被撬被踹痕迹，门锁损坏，而滑某自己有全屋钥匙，不需要这么做，也没有力量踹开门。
2013年5月22日，南都记者来到河南巩义李德宝家，一切都还保留着当年被烧过的痕迹，屋子没有翻修，没有再住人，“保存着现场”。
巩义市公安局负责人对南都记者表示，刑警大队成立专案组调查。后来因为李德宝持续上访，“政法委、纪委、郑州市公安局、河南省公安厅等都核查过，确实没有疑点。”该负责人说，李德宝怀疑的同村人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更没有能量影响几级公安机关的办案。
“我亲自到他家去看，房子被烧了，确实可怜，但你说要政府给30万，这怎么可能？政府可以按照政策给一些救助，但你不能说自家房子烧了就是政府的全部责任。”该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提出，已经被认定危房的东屋暂时不动，先把受损不太严重的南屋修整加固，住回家里来，逐步解决问题。而李德宝则提出要一步到位解决。
2009年7月，李德宝带着当时才4岁的李浩然进京上访。从此，李浩然开始了不一样的童年。
北京生活 和访民为伴的童年
没有人调查过像李浩然这样在北京上访的孩子有多少。这些孩子跟着家人来到北京，却不是旅游探亲，他们的父母被称为访民，他们是“小访民”。小访民们大多不懂父母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冤屈，只是跟着在北京上访。他们不去长城，不去颐和园，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时会去北京市中心。因为去了那里，就会被送往马家楼和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才能登记，才能完成非正常上访的流程，并被送回家。
从4岁跟着爸爸上访，李浩然就是住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门口、永定门桥下、南站附近的桥下等地方。前几年还能住北京南站地下一层大厅的边角，后来那里不允许居住后，李浩然就只能住在那些露天的地方，南站的引桥就是他们的屋顶，不能遮风，勉强能挡雨。
北京冬天最冷的时候，李浩然也是跟父亲露宿在桥洞，“太冷，我就抱着爸爸，可紧可紧。”偶尔城管会来清扫“垃圾”，而垃圾里可能就有访民们的用具。李浩然和爸爸吃饭一度是用一个捡来的婴幼儿奶粉罐，捡些柴火生火煮粥。
李浩然跟着父亲在北京南站、木樨园等地方乞讨，也会在烧烤摊前要饭。北京南站的多位工作人员都还记得这个经常在地下一层大厅乞讨的孩子，他跪在地上，身前铺着一块喊冤的布。
下午4点多，他们有时去木樨园要饭，有时李德宝把孩子托付给认识的访民，自己去新发地捡菜回来做饭吃。吉林访民何淑文说，很多上访的都见过这个孩子，大家感慨这么小的孩子也来上访，还经常帮帮他，有口吃的就给他。
南站旁边引桥下，李浩然把自己的“灶台”指给记者看，灶台距离南站站台的直线距离不超过5米。一道半透明的屏障墙把访民聚集的露天宿舍和南站里的高铁分割成两个世界。
南站地下一层有很多餐厅，李浩然只在过年时吃过一家饺子馆送的饺子。记者问他想吃什么，他说肯德基，南站有好几个肯德基，他从没吃过。
北京很大，南站周围人流涌动，李浩然白天跟着爸爸上访、乞讨，跪在来来往往的路人面前。晚上回到冬冷寒风刺骨、夏热蚊虫叮咬的窝棚，听爸爸和旁边的访民交流上访感受，结束一天。他的童年没有小伙伴，没有小朋友，没有玩具。他接触最多的都是访民，各种冤屈、不幸、无奈、绝望。他的样子曾出现在很多路人的手机相册里，也出现在访民的大合影里，今年1月3日，露天过冬的20名上访者在永定门长途汽车站门口合影，拉着横幅“给腐败拜年”，李浩然就站在最前面。
黑监狱90天5岁孩子出来后“瘦得不能看”
在北京流浪乞讨上访辛苦，但比在“黑监狱”里还是好了很多。被关押在“黑监狱”里的3个多月，是李浩然最痛苦的经历。在李德宝的描述中，那是一个位于北京市南五环的院落，两亩大小，院子里有几间平房，前院住着男性访民，后院住着女性访民，看守———也就是访民说的“黑保安”则住在大院门口的屋子里。这里没有人身自由，老板承接各地政府驻京办的生意，对访民一律是半夜车接车送，外界将这样的地方称为“黑监狱”。
李德宝说，“黑监狱”的老板叫梁霞。同被梁霞的黑监狱关押过的访民曾见过梁霞的名片，上面印着：为信访服务有车接送 安排食宿 条件优雅。南都记者拨打名片上梁霞的两个手机号码，结果一个停机，一个接通后对方否认自己认识梁霞。
李德宝说，2010年8月1日午夜，他和李浩然被巩义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从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接出，送到了这个“黑监狱”。而巩义市信访局负责接访工作的副局长则对南都记者坚决否认，表示信访局与“黑监狱”没有任何关系，政府不会把访民关进“黑监狱”，至于梁霞则“很久没有联系了”。
“黑监狱”有光，电灯24小时长明。还有面一米五见方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一片天”。没有日历，没有钟表，手机进来时就被收走了，不知道日期，不知道时间。“我就看日头，日头落了就算一天”，李德宝说。
白天干什么呢？“看天。有窗户，就看天，都一声不吭看天。”
在李德宝和李浩然的描述里，这个房间有几十平米，5张床拼在一起的通铺，可以睡8个人。有卫生间，访民们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屋子里。李浩然和爸爸是房间里的常驻访民，其他人少则一两天多则七八天就被各地接走了。屋子里最少时只住了3个人，最多时住过十几个人，住不下的就睡地上。但南都记者未能找到同期住在该处的其他访民证实这一说法。
早饭是馒头，午饭是面条，晚饭是馒头。“吃不饱，孩子进去时48斤，出来时只剩下26斤。”李德宝说。访民何淑文见过李浩然刚从“黑监狱”回到南站时的样子，“我吓了一跳，已经瘦得不能看了。”
李浩然是唯一可以随意到院子里的访民，因为房间铁门有空隙，他可以钻出去，看守们也默许了李浩然在院子里玩。大人们下午有一段放风时间。李德宝曾两次想趁着放风翻墙逃跑，都被当场制止并殴打。白天放风跑不掉，李德宝就想晚上跑。“我一门心思就想逃跑，孩子也顾不上了，我老感觉自己再不走就要死了”，李德宝说。午夜是“黑保安”拉人和送人的时间，这样可以避免访民搞清楚黑监狱的位置。2010年10月底的一天，李德宝就趁这个机会往外跑，被抓住按在地上狠打，而李浩然就在屋里熟睡，完全不知道爸爸曾想抛下他自己跑掉。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其他的访民会在某一个午夜被带走，又有新的访民被送进来，铁打的黑监狱流水的访民。5岁的李浩然和爸爸被关在这里九十多天。
维稳官员 镇上核实后付“黑监狱”1.4万元
巩义市康店镇负责维稳工作的社会事务办主任王娜莉相信李浩然被关很多天的说法，因为镇上给了“黑监狱”住宿费。
“当时电话打到镇上，说李德宝和孩子在他那里住，让我们给钱。”王娜莉回忆说，“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说话很不客气，‘你们是当地政府吧，赶快拿住宿费，我们就放人’，但他要1万多块，我就说是不是太贵了，我们去北京接访也就住一两百元的宾馆，他说李德宝在他们那里住了好多天。”对方说他们每天的住宿费是150元，住了90多天，索要1.4万元左右。
“我还想说要的钱太多，对方就说，‘嫌多？嫌多你拿5万我给他灭掉！’”王娜莉说，镇上只知道李德宝带着孩子在北京上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谁关进了“黑监狱”。最后，王娜莉报告领导后，康店镇核实确有此事，只好支付了这笔一万多元的款项。
2010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李浩然和李德宝被带走了，面包车把他们拉到久敬庄救济中心门口后迅速离开。李德宝说自己当时身体很差，又被饿了一天，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李浩然哭着跑到南苑路拦住了一辆电动车，对方看了父子俩的情况，留下了50元钱。打车打了20元，出租车师傅只收了10元，李浩然和爸爸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北京南站。
当时南站地下一层还能住人，李德宝说自己躺了几天，每天都是李浩然去要饭回来给他吃。他们又回到了流浪乞讨上访的日子。李浩然就这样从5岁到6岁，从6岁到7岁，从7岁到8岁。
浩然心声 不想上访想上学
上访的李浩然其实想上学。2013年1月21日，南都记者第一次见到李浩然，他一直笑嘻嘻地听爸爸和记者说话，一直到记者问他，你想上学吗？李浩然就哭了，哭了很久才点头。
李德宝说，因为家被烧了，所以无家可归，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李浩然就无法上学。而在当地政府看来，孩子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正是在李德宝本人。
“你这辈子已经过了大半，但你孩子还有希望，不管怎么样，孩子都是无辜的，你要是不让孩子上学，你就对不起他———我就是这么跟李德宝说的。”巩义市公安局负责人说。当地有一所美国慈善人士开办的福利机构，“李德宝提出上学只去这家美国人开的学校，我亲自给他联系，通过民政局、教育局协调好，人家也愿意收，最后美国人听说浩然不是孤儿，家里有父亲，坚决拒收。”该负责人说。对此说法，李德宝表示认同。
王娜莉作为康店镇信访稳控工作的负责人，与李德宝打了很多交道，李德宝说房子烧了回来没有地方住，镇上出钱让他住在大桥旅社，每天30元。李德宝要求孩子上学要全日制住宿，王娜莉就协调安排，并经镇领导同意，让浩然入读康店镇最好的康南小学，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管吃管住，所有费用政府承担。王娜莉说，李德宝提出自己要上访，周末也不能管孩子，要委托他人照料，镇上也同意了，每个月出800元给李德宝信任的人负责周末照顾浩然。李德宝认为别人照顾得不好，王娜莉提出最好就是他留在巩义照顾孩子，并给他在康南小学旁边租了房子，李德宝还是拒绝了。王娜莉跟李德宝说：“庄稼耽误耽误一季，孩子耽误耽误一辈子。”她多次劝李德宝为孩子考虑。
这些李德宝都承认，但坚持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只能上访，而孩子又只想跟着爸爸。但对于浩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变化。1月21日南都记者问浩然：如果可以选，是跟着爸爸在北京上访，还是在家里上学？浩然说跟着爸爸，“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过去几年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
从今年4月开始，李浩然在康南小学正式上学了，小学一年级，5月22日，南都记者在康南小学看到和同学们开心玩游戏的李浩然，再问他同一个问题，李浩然说，“我想在家”。记者问“你觉得家在哪里？”李浩然说：“学校”。
“你还是想上学？”
“我想上学。我去上学，把我爸关在屋里。”
“你能把爸爸关起来吗？”
“我偷偷的啊。”李浩然说。
几天后，李浩然又被爸爸带到了北京。7月2日中午，李浩然在电话里问南都记者，你能帮我把爸爸的事情解决吗？如果爸爸的事情解决了，我就能上学了。(因涉及未成年人，李浩然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