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主温中华被提起公诉，他的妻子出席庭审后泪流满面。
完全市场化肯定最好，但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目前政府对出租车特许经营，收取有偿使用费，但监管协调相关事务的行政成本远超于此，如果能市场化，政府只需监管基本的人、车准入，会大大降低管理成本。但在完全市场之前，肯定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都可能造成社会震动。
——— 双流交通局副局长赵天宇称
成都双流县街头，7月骄阳似火。几声鸣笛后，揽客的出租司机抛来惯用“台词”，“帅哥，去哪儿？”
上车，闲扯，司机自述，双流出租车行业去年遭遇大变动，刚稳定下来。
“大变动”在当地被称为“3·28事件”，南都记者调查发现，此案背后是双流出租车运营改革引发的一场持续数年的风波。这一事件引发的诉讼于今年6月一审结束，尚未宣判。
行业市场化改革
出租车经营权被车主视为“私有”，政府则认为将其收回可杜绝市场乱象
2012年6月1日，《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成都出租车行业确立了“公司化经营、员工制管理”的改革方向。这一年，双流406个出租车经营权陆续到期，双流交通局拟收回经营权，实施“公司化”改革。这成为“3·28事件”的动因。
目前国内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大体三种：一是个体经营，以温州为代表；二为挂靠，个体购买经营权和车辆，挂靠在公司，每月缴纳管理费，双流此前即此种；三为公车公营，如京沪地区，这也是2012年成都推行的“公司化”改革方向，车和经营权都是公司的，个体只是“员工”，受雇开车。
双流交通局主管出租车运营的副局长赵天宇称，改革一为增强出租车的风险抵抗能力，解决“个体车主出了事故赔不起”的问题；二则便于政府规范管理，杜绝“炒经营权”引发的市场乱象。但在持有经营权的车主看来，这是政府强制没收私人财产，以前挂靠时自负盈亏，以后只能为公司打工。
“经营权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怎么能说收回就收回？”本案第一被告邹光华之妻李术英介绍，他们在双流经营出租车超过20年。1995年之前，这里的出租车跟现在的“野的”没区别，买个车就载客，价格议定。后来经营权得从政府买，还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1995年后，双流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政策正式发布，第一期五年，定价2万。事实上，此时相关的行政许可已发生变更，经营权有了使用年限，而车主们对此并无认识。同时，挂靠制开始施行，车辆归公司代管，但这并没影响经营权的市场流通。
双流交通局副局长赵天宇坦言，在2010年3月前双流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出租都是允许的，也能在交通局备案和转户。“这是为鼓励市场经济发展，吸引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出租车行业。”正因这种“特许与市场杂糅”的制度设计，车主们一直将经营权视为“己有”。
2001年，双流出租车经营权第一期有偿使用到期，政府并没提出“收回”，而让原经营权持有者一次性缴纳10年有偿使用费，每个5.5万元。政府认为这是“重新授予”，车主则觉得经营权一直是自己的，只是政府“又收了一笔钱“。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是2013年矛盾爆发的根本原因。
据2001年开始从业的车主贺德忠介绍，那时双流只有四家公司(后增加一家)，376个经营权挂靠4个公司的状况一直持续。挂靠制下，很多车主会通过出租、转让经营权和车辆来转嫁自己的成本和风险，这为坊间“炒经营权”带来契机。
2004年-2006年间，国家及四川省多次发文严禁经营权转让、整治经营权挂靠；2010年3月，成都市发出通知，明确叫停经营权转让和过户。
2010年贺德忠等人曾申请解除与公司的挂靠，自己成立新型出租车公司，遭拒。双流县交通局书面回复：“我县的406台出租车，分属5家出租汽车公司，最小的公司仅有30台车，最大的公司也只有123台车，存在严重的‘散、小、弱’的问题，为了行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我们倡导5家公司进行整合，减少企业数量，做强做大，以利于提高管理水平，降低安全风险，提升服务质量。因此，在没有新的出租汽车经营权投放之前，我县原则上不宜再增加新公司。”此后，这件事被搁置下来。
的哥申请自组公司
出租车经营权由政府有偿授予公司，个人成为股东。这是当地首家的哥自己出资组建的公司
2012年双流县交通局提出经营权改革后，邹光华、贺德忠等人再次提出自建公司。
“政府要废除挂靠搞公司化经营，我们拍手欢迎，但不收回经营权也可以的。”车主李章旭讲述，当时100多名车主联合到一起，要求以自有经营权入股的方式组建新公司。“政府要求公司怎么运作，我们就怎么运作，但得保住经营权。”
多番交涉，双流交通局均未批复。车主认为政府故意刁难，赵天宇则称当时没相关政策。
2012年12月28日，双流县交通局发布出租车第二轮特许经营权延期一年的通告。赵天宇表示，增加一年过渡时间，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延期需原经营权持有者自己申请，申请表中“到期后客运出租汽车特许经营权终止”的字样却让车主担忧。贺德忠分析：“一年只是缓兵之计，到期后直接收回去，还能说是我们自己申请的。”
想要自建公司的车主急了，频频去找双流县政府、成都市政府，四川省相关部门等，未得到满意的答复。
2013年2月28日，在90多人进京后，事情有了转机。四川驻京办、双流县交通局相关领导2013年3月4日联合签署的一份《关于进京人员有关诉求的答复意见》显示，双流政府同意个体经营权者自由组合成立新公司，经营权由政府有偿授予公司，个人成为股东。
双流交通局副局长赵天宇表示，同意车主自组公司的请求，主要是因为当时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没政策他们怎么闹都不行”。
2013年3月15日，邹光华、贺德忠等人拿到了“双流双隆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这是双流首家出租司机自己出资组建的公司。
车辆过户遭遇问题
因“短期内无法清查相关债务和违章记录”，车辆面临高额过户费
新问题接踵而至。办了新公司，有了经营权，车主还得把车辆从老公司转过来才能运转。此时，老公司以“短期内无法清查个体经营权者的债务和违章记录”为由提出每辆车10万-20万不等的过户费。
3月26、27日，双隆公司的车主们在双流县交通局的协调下与老公司谈判，未达一致。车主认为交通局偏向老公司。赵天宇称，过户费问题本质是老公司与车主的民事关系，主管部门只能协调，没法强制。“他们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谈不拢，最好的方式应走仲裁或司法程序。”
车主们称，3月27日协调未成时大家已表达了不满。80多辆出租车驶入成绵高速，其间在德阳、新安等服务区做了休整。直到次日15时许，车队在陕西汉中服务区被拦下，当地警方称已通知双流县领导来协调，让车主耐心等待。
同时，身在双流的邹光华、贺德忠等双隆公司的管理层已被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示威、游行”罪刑拘。
公诉方资料称，3月27日下午协调失败后，邹光华、贺德忠等人组织车主开会。会后，王堂贵还安排人购买材料制作了写有“还我车籍”、“还我经营权”等的标语。当晚在板桥附近，双流警方和交通局工作人员现场设卡，告知车主已扰乱正常交通秩序，责令其立即解散。车主不听劝阻。3月28日19时后，到达汉中服务区的双流警方对车主喊话，责令立即解散。车主未服从。
最终，公诉方将邹光华、温中华、王堂贵三人提起刑诉，贺德忠、李章旭、赖德修等人或未被批捕，或取保候审、未予起诉。该案一审已于今年6月25日结束，将择日宣判。
“完全市场化肯定最好，但那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双流交通局副局长赵天宇称，目前政府对出租车特许经营，收取有偿使用费，但监管协调相关事务的行政成本远超于此，如果能市场化，政府只需监管基本的人、车准入，会大大降低管理成本。“但在完全市场之前，肯定有很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都可能造成社会震动。”
双流出租车案的被告家属们想不了这么深，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案子的结果。家属表示，如果不是判无罪，会继续上诉。
赵天宇也关注着案子的判决。如果判有罪，三名被告持有的经营权将收回交通局，重新授予某个公司。如果判无罪，他们的经营权仍可用来入股某个公司。“必须等到案子判了才能进行下一步改革，否则会出新问题。”
“管毬政府啷个改，反正我开我的车，挣我的钱，能让我多挣钱，就是好改革。”开篇那位出租司机边说边笑，然后重重往窗外吐了口痰。车忽疾行，惊起一片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