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孩子的一句不经意的询问，却是这些父母们的不堪承受之重。
他们属于“重生”后的“失独”家庭。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50岁左右遭遇变故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在即将成为祖父母的年纪，为了“自救”，重新养育一个孩子。他们面临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他们不愿让孩子看到沧桑的面孔，但巨大年龄鸿沟带来的称呼错乱，往往不经意间戳到他们敏感的痛处。
为此，他们通过网络寻找“同命人”，抱团取暖应对“隔代抚养”的种种难题。
“我们完全不敢想象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如何过。”56岁的失独再生父亲蔡先生告诉澎湃新闻，“但看到孩子，再苦也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澎湃新闻记者长期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尚无权威数据显示这个群体的准确人数，鉴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庞大基数，失独再生养群体的规模或不容小觑。
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份特殊的情谊从网络走向现实，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夏令营”，相互交流高龄抚养孩子经验。
这群失独再生养父母每年都要相聚一次，共同交流高龄抚养的酸甜苦辣。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赵孟 图
今年，失独再生养父亲大海提议大家到贵阳聚会。
“三分之一的人都是第一次见，”蔡先生说，“但见面就像亲人一样。”
“平时我都不敢带孩子出门，生怕他在公交车上叫我妈妈，”54岁的失独再生养母亲阿琳说，因为年纪的关系，她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应答孩子的一声“妈妈”，“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像个正常人。”
悲痛
“这里全是一群老头儿。”
2019年8月初的一天，在贵阳郊区一处凉爽的农家乐院内，一群年过半百的父母正带着一群幼小的孩子，围在桌前热闹地聚餐。一个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让现场陷入短暂的尴尬。
此次聚会是近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近30个家庭，带着年幼的孩子齐聚贵阳。相同的命运让他们聚拢一处，敞开心迹。
他们都曾拥有幸福的三口之家，厄运降临前，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是被砸中的那一个。
2009年，蔡先生的儿子从军校毕业，进入某部队当教官。
如果不出意外，2012年下半年，儿子就要结婚了。准儿媳也是高材生，在一家省级单位工作，房子车子都已准备妥当。但2012年3月份，儿子被查出白血病，发现时已是晚期，医生告诉他们，剩下的时间可能只有三四个月。
“那几个月人都是浑浑噩噩的，”蔡先生已无法讲清自己与儿子相处的最后时光，倒是妻子阿萍异常清醒，“结果我们都清楚，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个夏天，她希望儿子有尊严地离开，自己强忍悲伤，提前给儿子买好墓地，连碑都刻了。
阿萍说，也正是在为儿子准备后事期间，她和丈夫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我们无法想象家里没有孩子怎么活下去。”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蔡先生姐弟四人，姐姐外嫁，残疾的二哥未婚，大哥也在这年初去世。大哥家只留下一个女儿。
在看重传宗接代的人眼里，这是一场毁灭性的危机，而女人们甚至比男人承受更大压力。
儿子下葬第三天，瘦弱的阿萍踏上了艰难的高龄求子之路。
但并非每一对失去孩子的夫妻，都如阿萍和蔡先生这样决绝。他们中绝大多数沉浸在过度的悲伤之中，数年不愿露面见人，再生养计划也曾一拖再拖。
但这样的犹豫或许会增加再生育时要付出的成本。
在医学上，35岁以上孕育属于高龄产妇，年纪再往上，身体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近些年来，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让无法生育的家庭看到了希望，尤其是供卵试管婴儿的出现，给高龄失独家庭带来了福音。
公开报道中，安徽的盛海琳当年曾是成功诞下试管婴儿的年纪最大女性。2009年，59岁的盛海琳痛失唯一的爱女。次年，60岁的盛海琳通过供卵试管婴儿技术，诞下一对双胞胎，被媒体广泛报道。虽然盛海琳在采访中多次表示，自己的经历难以复制，但她创造的高龄生育奇迹，激励着无数失独家庭的母亲。
保胎
儿子离世时，蔡先生49岁，阿萍50岁，已步入更年期，他们只能选择供卵试管婴儿。这也是绝大多数高龄女性的选择。
阿萍的“准儿媳”的一位亲戚，是武汉一家医院的试管婴儿专家。获知阿萍的特殊情况后，医院为其开通“绿色通道”，原本排队等待供卵的漫长过程，时间和费用都大大缩减。
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幸运。
北京的新雨当时为了等待供卵，一边调理身体，一边排队等待供卵，耗费了整整三年。庆幸的是，最终试管婴儿成功，让她得以成为一对双胞胎的母亲。
2014年初，阿萍如愿成功进行了试管婴儿手术，不久胚胎顺利着床，但对像阿萍这样的高龄妇女来说，要将一颗受精卵发育成为婴儿，最艰难的保胎环节才刚刚开始。
为了增加受精卵存活的概率，高龄妇女体内一般会植入2-3个受精卵，在希望加倍的同时，也增加了孕育的辛苦。“保胎针”是少不了的，剂量也比年轻妈妈注入得要大。
蔡先生在武汉为妻子办理入院手续时，工作人员询问孕妇年龄，蔡先生答道：“52岁。”护士试图纠正他：“你说反了吧，应该是25岁。”“不对，就是52岁。”蔡先生再次纠正，并向对方简单陈述了妻子的情况，对方惊讶无比，“这是医院年纪最大的孕妇了”。
保胎被很多高龄孕妇称作“血泪史”。她们中许多人在分娩的最后几个月，只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深怕轻微的扭动会导致胎儿流产，吃喝与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解决。
贵阳的阿玥54岁做试管婴儿，55岁诞下一对健康的龙凤胎。在刚做完试管婴儿手术的头三个月，阿玥整天躺在床上不敢动，到了五六个月，虽然能够缓慢的挪动，但不断隆起的肚子让她力不从心，“一顿饭分两顿吃，吃一个小时”。她每天如履薄冰，小心呵护着腹中的希望，甚至大小便都不敢用力。
阿萍的情况不好，被检查出胎盘前置，这是一种是妊娠期的严重并发症，会导致反复出血，只能卧床休息，严重者需要考虑终止妊娠。
阿萍在“白天盼晚上，晚上盼白天”的心境中熬着，“每天都计算着36周剖腹产的那一天。”这期间，她依靠一种强力止血针，“一瓶吊针打8个小时，一次出血打四五天。”
保胎期间，蔡先生远在烟台上班，以支持高昂的保胎开支。阿萍只能请来保姆照顾日常起居，她最怕保姆出去吃饭时，自己正好需要大小便，“吃饭喝水能忍，这个事怎么忍啊。”
有一次实在着急，阿萍只能拜托一位隔壁的病友帮忙，将专用的便盆放到自己身体下面。事后，这位病友又帮她将排泄物倒入卫生间。“大姐，没事的，我们知道你不容易。”阿萍仍记得这位病友安慰的话，这份特殊时期的相助让她分外感恩。
怀孕到第28周，一天早上天还没亮，阿萍摸黑抓到一堆湿漉漉的东西，原来是脐带出来了，这意味着孩子可能早产。
医生意识到情况紧急，让阿萍的妹妹代签字后，开始手术。全麻之前，阿萍记得有一根氧气管从鼻孔插到了肺里，她还要一只手拖着从下体流出的脐带，“难受得不行”。
醒来时，新生儿已经被送到重症监护室。阿萍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女孩，“头发都长出来了”。三天后，医生平静地告诉夫妻二人，孩子夭折了。阿萍没有看上她最后一眼。
现实中，失独母亲一次试管婴儿就成功的案例极少，他们普遍经过2-3次试管婴儿的煎熬，才能拥有一个孩子。
51岁的失独父亲徐少峰和48岁的妻子刘秒，为了再生育一个孩子，5年来跑遍湖南、广东、北京等地的医院，像赌徒一样耗尽家财，透支健康。他们至少尝试了7次试管婴儿受孕，均告失败。接连打击将刘秒的精神推至崩溃边缘，刘秒回忆说，情绪失控时，自己甚至曾挥刀赶走来家中探望的心理医生。
阿萍和蔡先生不敢耽误分秒，立马投入到第二次试管婴儿的赌注中。
鸿沟
不少失独家庭在试管婴儿彻底失败后，只能选择收养。多位失独再生养人士估计，大约80%的家庭通过收养重新成为父母。
但收养也并非一条坦途。
按照《收养法》的规定，符合被收养条件孩子主要有三类，一是丧失父母的孤儿；二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三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符合这些标准的孩子，只能到福利院寻找，但留在福利院的孩子，多数存在先天性残疾。“不是说我们歧视残疾孩子，而是我们一把年纪了，带个残疾人太吃力。”一位失独母亲说。
即便通过亲友介绍或幸运捡到婴儿，要给这个孩子登记户口，让许多家庭焦头烂额。
六年前，59岁的贵阳失独母亲阿仙在河边散步时，捡到一名弃婴，考虑到自身已丧失生育能力，她准备将孩子带大，“就当自己亲生的。”可当她想给孩子上户口时遇到了难题，如何证明这名孩子属于“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让她在各个部门之间“跑了大半年”。
当时，她所在的云岩区卫计委一位科长体谅她的处境，带着她四处求助，有一次碰壁后，她感到走投无路，“坐在地上哭昏过去了。”最后，她联系了省级有关单位，通过公证手段，才将孩子的户口落到自己名下。
不管是通过收养还是试管婴儿受孕，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拉扯成人，他们仅仅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经过种种努力，阿萍和蔡先生最终也拥有了一个男婴。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蔡先生和妻子感慨，“我们又可以做回父母了。” 蔡先生想起大儿子离世前的那个父亲节，儿子还在病床上给他发来了短信。他以为此生再也无缘父亲节，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他仿佛看到了大儿子生命的延续。
“不能再时时刻刻想以前的事了。”蔡先生说。新生命带来的激动，替代了部分悲痛，有了孩子，也就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此时，阿萍已经54岁，蔡先生也已经53岁，“本来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现在要重头做回爸爸妈妈”。但随着孩子日渐长大，许多此前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也集中爆发出来。
与孩子年龄的巨大鸿沟，是这个群体共同的隐痛。
“我们走在外面，别人总会问，你孙子几岁了？”一位失独再生养母亲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你说我们怎么回答？我们只能减少在外面活动”。渐渐的，这个群体希望寻找“同命人”，抱团取暖。
随着孩子们长到3岁以上，开始稍微懂事，那个好奇的问题会更加扎心：“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这么老？”
蔡先生说，尤其是进入幼儿园后，其他家庭的孩子看到这些皱纹密布的高龄父母，也往往会问他家的孩子，“为什么你爸爸妈妈那么老？”
这种询问，最终可能会变成对孩子的压力，甚至让孩子在幼儿园遭到排挤。
中部某地的一个失独再生养家庭就面临这样的遭遇：夫妻二人都将近60岁，读小学的孩子被同学嘲笑是“小三生的”，“哪有这么老的爸爸”。如今孩子的性格变得孤僻，甚至排斥父母到学校接他，最终因无法忍受周遭环境，只能转学。
生活在巨大年龄差的家庭环境中，也让孩子们在称呼外人时遇到难题。
面对自己五十多岁的父母，孩子们自然应该称呼“爸爸”“妈妈”，可当看到与父母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时，应该按照父母的辈分，称为“叔叔”“阿姨”，还是应该与同龄的孩子一样，称他们为“爷爷”“奶奶”？
蔡先生说，称呼上的错乱，导致了一些失独再生养家庭的孩子面对生人不敢开口，礼貌的养成愈加困难。
蔡先生的办法是，尽力让孩子融入到同龄小孩中，“像我这样五六十岁的让他叫爷爷，二三十岁的让他叫叔叔。”为了尽保持年轻，蔡先生变白的头发全部染成了黑色，“不让孩子觉得我太老。”
为了让自己更接近年轻的爸爸妈妈，这群高龄父母逼迫自己开始新生活。除了保持一个积极年轻的心态，还要经常加强身体锻炼，甚至在衣着打扮上，也要多增加一些亮色。浙江的秋叶刚满50岁，但头上戴着青春的蝴蝶发卡，身着靓丽的衣裙，俨然30多岁。
秋叶的女儿今年7岁，读二年级，孩子喜欢跳舞，许多活动需要父母出场。“不是我有多爱美，而是我要让女儿知道，妈妈也年轻。”秋叶说出了心里话。
“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老？”不同的父母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从小就向孩子坦陈家庭变故和孩子的身世，也有父母有所保留，希望等孩子长大后慢慢明白。
“但无论怎么解释，我们都想告诉这群特殊的孩子，你不是一个另类，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小朋友的和你一样。”活动的组织者大海说，这正是他们不定期组织这样的活动的初心。
未来
“既然选择生把他们生下来，就要把他们负责任地养大。”这是所有失独再生养父母的心声。
他们大多是体制内或国有企业人员，如今接近退休年纪或已经退休，固定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自嘲都是“月光族”。
针对失独家庭，原国家卫计委在2013年曾下发《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年满49周岁的失独父母，给予一定经济扶助。不过，当他们重新拥有孩子后，按照政策标准，即不再属于失独家庭，这部分扶助金也被取消。
为了保障年幼的孩子的未来，许多高龄父母不得不重新谋求一份维持生计的活儿。
正常情况下，一对年轻夫妻生下孩子后，除了自己，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家子帮忙照顾；但对于这群高龄父母来说，他们的父母或者已经过世，或者八九十岁高龄，所有的重担都落在年过半百的他们身上。
重新拥有一个孩子后，蔡先生将阿萍和孩子接到了烟台，妻子专职带孩子，56岁的蔡先生则像年轻人一样拼命工作。正常情况下，再过4年他就可以退休了，但蔡先生没有为自己设定退休的时间表，“为了孩子，干到干不动的那天吧。”
蔡先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轻声走到床边看一眼孩子——那是他力量的源泉，也是希望所在，然后出门投入到一天的工作中，直到晚上9点下班。庆幸的是，妻子有一份退休工资，蔡先生凭着自己的技术每月也有稳定收入，生活看起来还可以维持下去。
也有不少人处境堪忧。56岁的贵阳的失独再生父亲李征，妻子中风，老母亲瘫痪，女儿出生后就落下腿疾。李征没有固定工作，只有靠“跑黑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另一位来自重庆的失独再生养父亲，前些年妻子罹患癌症去世，如今只留他一人带着孩子。
即便如此，李征仍在努力为孩子争取更好成长条件。5年前，他带女儿到成都华西医院做矫正手术，此后每两年都要前去复查，孩子的腿有望恢复正常。接下来，他的目标是多赚点钱，给喜欢画画的女儿报个兴趣班。
蔡先生算了一笔账，孩子每月读幼儿园，学费、生活费、兴趣班费用和其他开支，每月至少需要3000元。“都按照最普通的标准计算的。”蔡先生说，许多孩子报三四个兴趣班，但以他们的经济状况，只能给孩子报一个，而且还是价格最低的。至今，孩子所有的衣服和玩具，都是好心人捐赠的。孩子至今没有吃过肯德基和麦当劳，也不知道冰淇淋的味道。
如果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生养的开支更是惊人。“好点私立幼儿园一个月都要四五千，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班的费用。”北京失独再生养母亲新雨说，由于公立幼儿园难进，又负担不起私立幼儿园高昂的费用，他们只能将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幼儿园。孩子无法适应环境，“每次送去上学，孩子哭得歇斯底里，我也哭的稀里哗啦。”新雨说。
这群坚强的父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孩子的成长能获得有关部门的政策性保障。
年近六旬阿萍正在努力适应一个妈妈的角色，为此她阅读大量育儿的书籍，了解年轻妈妈们带孩子的新观念，学习幼儿园要求各种下载的各种软件的使用方法。
今年，阿玥家的龙凤胎也满四岁了，兄妹俩皮肤白净，都长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在人群中穿梭奔跑，活泼逗人。阿玥常常感慨，“看到这么好的两个孩子来到我们家，就怕他们受苦。”
这种带着忧惧的爱让夫妻俩重新计划生活，64岁的丈夫退休后，又在一家企业找了份工作，为了是能攒些钱让孩子长大无忧；阿玥则坚持锻炼身体，学习新鲜事物，她要陪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今年初，59岁的阿玥报考了驾校，计划在10月前拿下驾照，自己就可以带两个孩子们出门游玩了，“像那些年轻的妈妈们一样。”
眼前的困难无法抵挡他们对未来的憧憬，正如盛海琳的那句话，“等到我100岁，两个女儿40岁，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