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辽宁药监局局长涉嫌贪污受贿罪落马调查

   本报记者 于力

　　1月23日下午，辽宁省政协“卫生医疗组”委员们齐聚金城宾馆，热议省长张文岳上午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原本应该在场的辽宁省药监局原局长、原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副主任张树森已经没有机会参加。

　　去年12月26日，张树森因涉嫌贪污受贿罪被捕。两周后，辽宁省政协宣布免去其教科文卫体副主任一职。而有说法称张其实早在去年11月份就被抓了。

　　然而即便是平日与其同组的委员们也深感诧异，对其被捕个中缘由大惑不解。

　　媒体普遍的猜测是张树森落马与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查处有关。此前已有多名药监系统高官沦为阶下囚。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却听到另外一种版本。据某业内人士透露，张被捕是因为被辽宁省审计部门查出省药监局“小金库”问题。这一说法得到省政协有关人士认可。

　　而自张树森离任之后，辽宁药监系统内部的整饬已经开始——去年下半年起药监行政审批制度开始进行改革。

　　张树森所涉“小金库”问题幕后有怎样的运作方式？其所作所为真的与郑筱萸案无关吗？

　　“小金库”惹的祸？

　　1月23日，记者赴沈阳调查张树森被捕事件。在省药监局大楼外，记者看到，与其他省级政府机关办公楼相比，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十纬路的辽宁省药监局颇为陈旧。省药监局是由张在2000年一手组建的，他本人在这里工作过6年。

　　没有一般政府机关警卫森严的情形，记者径直进入省药监局大楼也没人阻拦。

　　走进大厅，辽宁省前任省委书记闻世震2000年8月的题字——“依法治药保障人民身心健康”便映入眼帘，只是曾经闪亮的金色大字如今蒙了许多灰尘。

　　负责治理商业贿赂的监察处空无一人，张树森在任时曾经立下的“每个处室必须留一人值班”的规矩似乎并未得到执行。

　　省药监局办公室郭姓主任告诉记者，张树森早在2005年下半年便已离职，原因是“年龄到了”。而他对张树森所涉贪污受贿问题“并不知情”，并拒绝对其任职期间的工作及为人作出任何评价。

　　颇有人对张树森印象不错。

　　“张局长其实是一个很严格的人，特别是对工作。”省药监局某工作人员表示，听到张树森被捕的消息时同事的反应“很平淡”。

　　他还说了一个插曲佐证自己的看法——某年省药监局曾收到一封医药企业来信，信中反映该企业到省局仅办理更改企业法人审批就跑了五趟才办成。张树森立即派人专程到鞍山市核实情况，并特地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严肃强调要树立服务意识。

　　而一位曾与张树森共事的系统内人士透露，张树森并非此前媒体报道的受郑筱萸案的牵扯，而是辽宁有关审计部门发现了省药监局“小金库”的问题，而且涉案金额并不大。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省政协有关人士的证实，并强调这是“个案”。

　　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部分缘于在张11月份案发后，郑筱萸还曾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副主任的身份前来辽宁视察工作。

　　辽宁省检察院有关人士透露，张树森案目前还在进一步侦查中，距离开庭审理还有些流程要走，这个过程至少得4个月。

　　记者进一步调查证实，事实上，导致张树森被捕的直接导火索是一个叫梅永成的人。

　　影子“梅永成”

　　在互联网上搜索“张树森”，会发现刊于2003年7月《中国医药报》一篇专访张树森的文章，作者就是梅永成。他在此文中特地举例说明张树森日常监管工作之严格。

　　但梅永成并非一个普通的记者，他的正式身份是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办公室主任。

　　事实上，《中国医药报》作为国家药监局主管的业内权威刊物，其地方记者也都是药监系统人士。梅永成恰巧就是这样一身二任的角色。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梅永成与张树森过从甚密，梅在被捕前最后的职务是助理巡视员，排在三位副局长之后，并协助局长分管局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电子政务办公室。

　　省药监局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助理巡视员是上级根据局内实际情况设置的一个副厅级“虚职”，很多部门都有，一般在优秀的处级干部中选拔。

　　据了解，在辽宁省审计部门发现省药监局“小金库”有30万元左右资金被梅永成等领导分赃。随后梅永成被捕，张树森随之也被牵扯进来。

　　辽宁省纪委和省检查院组成专案组在对张树森进一步的审讯中获得重要突破，并将涉案金额升级到近百万元。其中，不仅包括张树森家里操办红白喜事时所获“礼金”，还包括向一些医药厂商和企业收受的贿赂。

　　业内普遍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沈阳一家知名连锁药房曾经向张行贿20万元以备“不时之需”。该药房后来在省药监局工作巡查中出现问题，张及时将其“摆平”。

　　地方药监体制之殇

　　接受采访的多位人士都对今年已63岁的张树森出事表示惋惜。

　　一位系统内人士表示，张树森到省政协后，也多次参与卫生医药领域的调研工作，并献言献策。

　　“实际上地方工作经费相当紧张”，省药监局某人士分析，通常省市一级每年人头办公费近3万元左右，这要包括工资、福利、奖金、办公经费等所有内容。而到了县级局，扣除工资后，办公经费每年仅8000元，成员也仅6-7个人。

　　该人士认为，地方药品监管工作很难做，人员经费都很少，而且覆盖面大。“特别是农村乡镇医疗所的管理难度大，管理成本也高。”这样，有些地方会私设“小金库”以填补开支。

　　除了经费困难，体制不顺也导致基层部门工作难以开展。

　　“伸不出腿，迈不动步。”辽宁某市药监局一位副局长如此形容市级药监部门的尴尬处境。他说，我们的职能就是三句话——组织协调、综合监督、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理，“非常笼统，工作很难展开”。

　　然而，在有识之士看来，无论多少借口都不能为药品安全事故开脱。药监系统最大弊端还是药品审批注册等环节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

　　记者翻阅辽宁省药监局接待处的记录资料时发现，这份出入登记记录从去年12月27日起启用至1月23日，已有来访人员近600人，其中半数都是前往“注册处”办事。

　　而新药注册和医药器械的审批也一向被认为是该行业商业贿赂的重灾区。

　　不过，省药监局一位人士解释说，事实上，大部分新药和特药以及涉及人体生命安全的医药器械审批权都在国家。省级只是有权审批二类药品及治疗口腔或者保健性医药器械。

　　沈阳肿瘤医院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如果申请一个“国家准字号”，最低成本也要百万，还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

　　在药监系统频频爆发案件的背景下,改革已经启动。辽宁省药监局自去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对行政审批制度“动刀”，并对完善行政许可联动机制提出具体办法。而日前国家药监局更是明确要求对国内所有药品重新注册，并对制药企业实行飞行检查。

　　凡此诸种努力能否收到成效，人们都在拭目以待。